2023年11月26日晚，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长江流域商代都邑综合研究”项目支持下，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学系李永迪教授、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唐际根教授，莅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101，与学院张昌平教授、孙卓副教授一道展开了一场题为“商文明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的学术对谈。本次对谈会围绕近年来商文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从商代早期考古新发现、商代晚期考古新发现、商代手工业生产、晚商时期的中心与周边这几个主题展开。对谈采取了线上实时直播，三千多位来自武汉大学及全国各地的同仁以不同形式参与了现场的互动讨论。

四位老师首先回顾了近年来商文明研究的考古新发现。早、中商时期考古工作近年关于城市聚落、手工业作坊、资源与技术等为主题持续推进，并在首都核心区、北部晋南地区和南部江汉-江淮地区屡有突破。晚商时期则进一步在大邑商聚落布局，中原与周边文化关系等研究领域持续深化。而进一步关于商代手工业生产，李永迪教授围绕骨器、青铜器、绿松石等奢侈品生产，探讨王室及其他背景下的作坊在殷墟及周边的生产组织状况。而对于晚商时期的周边地区，近年更是在北部清涧寨沟、西南方向的三星堆—金沙取得重要考古发现，进一步认识了晚商时期周边与商王朝有着密切关联，但又相互独立的文明体的形态。

在阐释各自研究领域商文明研究的新进展的背景下，各位老师对目前学界及听众关心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一、近年商文明考古新发现（商代前期）

孙卓副教授提出近年来关于商代前期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的进展。商文明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大型城市为代表的商代前期，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由于商代前期缺乏出土文献的记载，其与晚商时期的考古工作在思路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最初关于商代前期的考古学研究更加关注大型聚落、都市的结构和布局，中原与周边地区的资源交互和贸易往来，手工业技术的交流与传播等问题，并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这一时期区域文明的观察和讨论模式。

在商代前期中原文化辐射和影响的区域范围内，近些年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三个区域进行展开：一是围绕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洹北商城为核心的都邑性区域；二是围绕晋南地区尤其以中条山的铜矿开采为主线的北方区域；三是围绕广阔的江汉、江淮乃至长江以南的南方区域。

二、以殷墟为核心的商代晚期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

唐际根教授指出自1899年以来，殷墟的历代考古学家都有着自己的任务，如寻找甲骨、证明殷墟是商代的都城、寻找王陵和宫殿区等等。上一阶段殷墟研究的重点与方向可以借用郑振香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中的前言部分所提，即“殷墟考古至今取得了三大成就，一是解决了殷墟文化的分期问题，二是解决了殷墟的布局问题，三是解决了商王朝的社会性质问题”。唐际根教授在接手主持殷墟的考古工作后，继续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如在分期方面提出了中商时期的概念，在布局方面开展“殷墟布局研究”大课题，在社会性质方面进一步提出商代不是简单的奴隶社会等等。

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唐际根教授认为现如今的殷墟研究在布局方面又有了新的推动：洹北时期宫殿区的北部发现了手工业作坊，西部发现了居民点，东部解剖了部分围墙；过去较少关注的殷墟南部也陆续有了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如邵家棚遗址的中字型大墓、经过装修的房屋、四合院式的建筑组合及一些铸铜相关的手工业作坊等等；殷墟东部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居民点。除此之外，殷墟手工业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制骨方面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作坊的位置，而是深入到制骨的选料、切割、制器等各个具体的环节；发现了更多陶范等铸铜相关的遗物以及铸铜遗留的工作面，使我们对铸铜的流程有了更加全面的梳理；新发现了许多制玉相关的玉料和废料，这也帮助我们更加充分地了解商代晚期制玉材料选择方面的特点，同时经过形态观察和类比可以发现商代晚期使用遗玉的现象非常普遍。

三、安阳殷墟制骨牙工艺与王室作坊

李永迪教授提出由于骨牙制品的保存条件通常较差，骨牙器的制作工艺往往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为此，李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所藏的唯一一件完整的象牙，展示了其内部结构，并说明象牙器一般是将其切割后制做成各种器型，也有使用象肢骨制作骨器的情况。相关材料在早期史语所的材料中都有过发表，但由于图片质量较差经常会被研究者们忽略，而随着材料进一步的修复和彩色图版的发布，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李永迪教授认为殷墟时期在制骨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产品，一种是生活或消费性的普通骨制品，另一种是制作精美、带有纹饰、文字、嵌片的高级骨牙制品，如妇好墓出土的雕花骨器和象牙杯。前者一般广泛见于殷墟周边的多数制骨作坊，但后者究竟是在何处生产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李永迪教授指出，殷墟的手工业分布存在四个比较明显的工业区，分别位于苗圃北地附近、小屯宫殿区附近、大司空村附近和孝民屯附近，且这四个作坊区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2006年铁三路制骨作坊发现后，与制骨作坊相关的材料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当时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把30吨骨器、骨料和废料全部进行了清理，发现作坊内的主要产品是骨笄和嵌片，没有发现较高规格的骨牙器。但李教授提出了另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时李志鹏先生的团队和岳占伟先生的团队选择了两个不同地点的材料进行研究，前者多数均为上肢骨而后者多数均为下肢骨，这说明不同位置兽骨的利用方式可能并不相同，其进入制骨作坊的机制也可能存在差异。

四、晚商的周边

张昌平教授指出中原文化的影响范围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便开始出现向周围大规模扩张的现象，到二里岗上层阶段规模更大，直至中商时期达到极致，形成东抵东海、北达河套、西至宝鸡、南越长江的大范围影响格局。但到了殷墟二期左右的阶段，商文化的控制管辖范围却发生了大幅度的收缩，这与殷墟时期发达的手工业景象、广泛的资源获取方式及愈发庞大的人口规模似乎形成了一种相悖而行的态势。这种现象值得更加深入的思考，同时也提示我们可以试图从周边地区的视角对都城区域的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与阐释。

与其他区域不同的是，晚商时期商王朝东部区域的扩张是商王势力直接拓展的结果。至殷墟三四期的阶段时，商王朝的势力几乎已经占领整个山东半岛地区，并设有大辛庄、前掌大等直接的控制据点，主要目的是获取东部地区的盐业资源。

西部区域的重要发现主要有清涧寨沟遗址，发现了李家崖文化的大型建筑基址和高等级贵族墓葬。除没有腰坑和殉人外，这处贵族墓葬的葬俗、随葬青铜器的类别及车马器的装饰特征等方面均与商文化高度一致。这说明晚商时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存在一个与商文明关系密切，却又不属于商文明的游牧式的族群，很有可能是马匹等具有北方特色的外来物品的来源所在。从资源获取的角度来看，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不断北移也可能与这种北方地区的资源交互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到了商代晚期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中原王朝与西北地区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商人在太行山西麓设置的许多防御性据点，表明两种文化间的关系已趋于紧张化。

会议的第二个环节是提问和自由讨论环节，由现场及线上的观众向四位老师提出一些与商文明研究相关的问题，并由四位老师以讨论的形式进行逐一解答。其中不乏一些专业性和针对性很强、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的重要学术问题：

1.如何看待晚商时期商王朝的控制范围缩小，但资源获取却发生了扩展这一现象？

孙卓副教授：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中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从早商到晚商确实存在一定的变化。早商时期商王朝在周边的势力非常强盛，可以营建很多城市和次级聚落，呈现出由中心向地方进行延展的统治方式。而到了晚商时期相应的城市和聚落开始减少，逐渐难以看出这种层级上的变化，似乎反映出中原王朝对资源的获取不太需要这种层级关系作为枢纽，便可以直接输送到中原地区。同时考古材料也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的还原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因此对于晚商时期商王朝统治范围收缩这一现象的判断仍需要理性分析和客观看待。

李永迪教授：商代晚期的人口实际是增加的，一些格式化的行政方式和建筑设施都是在商代晚期阶段才变得比较发达，但其控制的范围反而发生了收缩。这种内部的强化与外部的收缩可能代表了商王朝与周边文化互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开始通过别的方式来达到其政治或经济目的。

唐际根教授：首先要判断那些现象是真实的。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上来讲，商文化确实发生了收缩。但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铸造还在进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参考，如甲骨文曾记载妇好曾帮助武丁清点外来物资，在强势对外扩张的商代前期应该不至于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卜辞中还有记载“口举其途虎方”，表明虽然随着商王朝势力的退缩，原本便独立的虎方国变得更加的独立，但仍与商王朝有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途”）可能是战争关系，也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获取关系。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分析，似乎能够发现商王朝对资源的获取方式可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张昌平教授：一个方面来说，大面积地域的控制对社会资源的消耗会比较大，例如盘龙城的管理者和高等级的工匠可能全部来自于政治中心。如果政治中心持续向外输出人员，其社会成本是相当大的，因此疆域的收缩可以降低社会成本的消耗。另一个方面，大邑商及周边地区的人口量实际上并没有下降，这样一来疆域的收缩可能会大规模的推动生产的发展。

2.骨器制作和族群（族徽）有没有一定的联系？

李永迪教授：族徽一般认为是家族的代表和象征，于是很多人便把聚落形态、墓葬形态、手工业安排等问题都与族直接挂钩。但如果追根就底的去谈这些族徽出现的形态、频率、形式与分布的状态等问题，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目前骨器、铜器、石器方面的族徽情况是否能够反映由氏族来控制手工业生产，其背后所涉及的殷墟社会、手工业与政治的一系列关系，在论证部分还稍有欠缺，可以持保留态度。

唐际根教授：赞同李教授的谨慎态度，但也不能轻易否定族和作坊的关系。甲骨文中有提到“三族”、“五族”等概念，说明当时社会确实存在族的概念。把这一概念放大，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很多居住区、作坊区和墓地确实存在分区或分组的情况，且每一个单元都会有几个带墓道的墓葬（相当于族长）。1959年，曾集中发掘出6座随葬有陶范的工匠墓，这种相同的随葬行为可能也代表了他们可能属于同一族群。通过这些现象来看，我们不能轻易否定族的存在及其与手工业作坊的关系，但目前确实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某个手工业作坊就是由某个家族控制的。

3.除了层位关系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道路的年代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空间上处理道路和周边遗迹的关系问题？

唐际根教授：地层学是最基本的判断依据，首先要把地层画清楚。其次如果有陶片的话还要认陶片。但除此之外，道路的布局及其与整个遗址的关系问题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有的人从水网或路网中发现了晚期的陶片，便认为这个水沟或道路是晚期的，这种情况屡屡发生。理论上，遗迹的年代确实是由遗迹内年代最晚的遗物所决定，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谨防上当。一条水渠一般有开挖的年代（建造年代），也有使用的年代，还有填埋的年代。这样一来，简单地根据上面几层出土的遗物信息来判断遗迹的年代就是有问题的。我此前之所以将水渠的年代定为商代，是因为在殷墟范围之内，唯一能够与这条水渠的规模相匹配的遗迹只有商代遗迹。北魏、隋唐以来，安阳所在之象州级别不高、范围很小，不可能开凿一条几公里长还带有支渠的大型水渠。此外，另一个考虑是殷墟的地貌为西北高、东南低，水自黄河引出流向东南方向，在此过程中又开设支渠把干渠里面的水再次引出，其目的应当是做工业用途。在发掘过程中，在支渠里面确实发现有大量商代手工业相关的遗存和废弃物，还在一个支渠的附近发现了铅锭贮藏坑，这些都暗示了水渠与商王朝的关系。所以说，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年代判断的基础，但同时还要将遗迹的规格、布局及其与整个遗址的关系等多个方面统一起来综合考虑。

在会议的最后环节，四位老师分别发表了各自对未来商文明研究发展的展望。李永迪教授希望考古学研究者能够拥有更加宽阔的学术视野，在世界文明的视角下培养问题意识、学习解决方法。孙卓教授也赞同把考古材料放在更加广阔的视角下进行观察，并尝试以新的形式和问题导向来开展盘龙城未来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唐际根教授认为现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年轻人视角独特、思维全面，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同时期待年轻人能够进一步增强自觉意识，认真对待考古材料，也要充分考虑文献资料的作用。张昌平教授认为多视角、多方法是未来考古学研究的常态，并积极鼓励新一代考古学研究者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

自此，本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