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即公众的言论，也就是公众对特定的人或事件的看法。中国古代尽管不存在现代传媒工具。中国历代王朝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都比较重视社会舆论，通过疏导社会舆论的压力，来缓解社会矛盾，完善统治政策。本文以元代为例，对中国古代社会舆论的生成和表达进行考察。

民情汹汹

从元代的史料来看，社会舆论的生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谣言产生社会舆论。至元三十年（1293）十二月，江南出现一件怪事，“村落间忽伪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价极廉，不知何祥也。”（周密《癸辛杂识》） “官司不许养猪”的谣言产生以后，很多百姓信以为真，纷纷通过杀猪来回应，百姓生活陷于混乱。后至元三年（1337）元朝又出现由更加离奇的谣言所引起的社会舆论。这一年六月，“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护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即合。至于巨室，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虽守土官吏与夫鞑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晓，经十余日才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其后果导致大量“夫弃其妻”“妻憎其夫”以及“讼于官”“死于夭”的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其次，社会舆论受到政府决策影响。元朝统一之初，在江阴州，“柄国者议徙江南豪族于京师，官督属郡起遣，舆情大震。侯故为迁延，未几事寝。”（吴澄《吴文正集》）这里的侯是刘执中，字仲和，汴梁人，面对元朝中央决定将江南豪族迁到京城大都的政策，在社会舆情高涨的时候，他选择了推延观望，化解了这次舆论危机。大德元年（1297），绍兴诸暨州有人向元政府妄言其地产水晶砂金，结果“使者旁午，调民丁采取之，阖境皆为骚动，公力陈其妄而止。”（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这则材料反映的是由于采金影响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舆论骚动，地方官于某极力向上级辩解，元政府取消了当地采金命令，社会舆论被平息。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一些关系到百姓日常生活的国家政策，是民间舆论生成的重要动因。

再次，司法冤案生成社会舆论。司法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一些司法冤案非常容易激起民愤，生成强烈的社会舆论。延祐初年南城县伪钞案中，南丰州百姓几十家被诬告，南城县县尉亲自到南丰州，会合当地巡检抓捕百姓，造成舆论汹汹。知州王著果断制止，平息了社会舆论。

最后，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地方官的在职表现也有关系。一些表现较好的地方官往往受到地方社会舆论的赞美，而一些贪婪、凶暴的地方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甚至声讨。据元人李孝光记载，在岳成县的丁公埭，乡之富者出钱让人在上游修建水坝，百姓失去灌溉水源。泰定二年县尹靳某来县任职，当地富人畏惧靳某的权威，让人撤毁水坝，老百姓得到灌溉水源，欢庆相告。不久，富人将靳某告到上级机关，老百姓担心水源重新被剥夺，群情激昂，登门挽留靳某。（李孝光《五峰集》）

公论自儒者出

社会舆论的表达，多数是通过地方文化精英——士人的价值引领，才能产生明显的影响。另外，士人对于地方舆论的书面表达，更容易引起官方重视与介入。因此，元人刘鹗认为：“公论自吾儒者出。”

元朝统一不久，出现了一个江南士人私闯宫殿上书的案例，该士人在元朝统一战争中被掳掠，卖做奴婢，他赎身以后回到江南，感受到江南大量被掳人口要求变为良民的社会舆论，于是不顾生命危险，写好“陈言文字”，向元世祖忽必烈表达江南这一社会舆论的诉求。再以士人吴澄为例，元仁宗时期在江西进行整理土地和赋税的延祐经理，由于措施不当，造成江西社会舆论骚动，此后，虚增之税并未得到免除，加上又增包银，江西百姓民间舆论反对的声浪可想而知。吴澄利用在京师任职的机会，数次将江西民间舆论向元朝执政者表达，虚增的税额相继被废除。（虞集《道园学古录》）

官民之间的舆论互动

元人柳贯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谓民情之有善也，何以挟瓦石而伺出；谓民情之有恶也，何以抚嘉树而兴思？予以是知理之著在人心者，千载而有同，持之以诚，一之以法者，昭灼而可恃。”柳贯这里认为民间社会舆论没有善恶之分，官员需要“持之以诚，一之以法”，坦诚对待社会舆论。元人李世瞻在给外地做官的朋友普某的信中则提出：“其是非黑白，当一切付之公论。”强调了重视社会舆论的重要性。

元人用“允协舆情”称赞善于处理社会舆论的官员。元大德年间，“东平杜朴巡逻于皐塘，因民情欲立祠于上……檄诸州府官可其请，遂建祠以修祀事。”（沈贞《茶山老人遗集》）元休宁县尹唐棣的做法更有意思：至正五年（1345），他赴任以后，了解到赋役不均问题在休宁县比较严重，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于是，他“乃听民自推择廉而干实者委之……戒以毋私、毋扰、毋欺”，让这些百姓代表修订赋役的账册，“民情大悦，歌咏载道。”（危素《危学士全集》）

在官方“允协舆情”的处理过程中，社会舆论引发的社会压力得以缓解，从而起到缓解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的作用。（摘自《人民论坛》2021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