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母亲河致敬
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10月1日
作者：冯天瑜
【名家笔谈】
长江是上苍对中华民族博厚、久远的恩赐。她为先民和今人源源不竭地提供生活与生产必需的淡水，并打通进入内陆深处的水路航道，又蕴蓄巨大的水能资源，使广及180 万平方公里的山岭、盆地、平野成为文明繁衍昌盛之区。
干流长度6300 公里，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长江，地处亚热带北沿，分布在北纬 24 度～35 度的广袤陆野。人类文明发生线——北纬 30 度线，横贯全流域。此纬线通过的多数地区因亚热带副高压控制，多为气候干热的沙漠、砾石地带。然而，长江流域得大自然眷顾，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来自太平洋季风的丰富水汽，凝集为巫山云雨，致使除上游少数地段外的全流域降雨量在 1000～1300 毫米，是全球亚热带少有的雨水充沛地段，加之富于光热，长江流域成为地球上少有的水、热资源并丰的区域，适宜人类生存发展。
长江流域的优胜，可概括为三字——水、通、中。
淡水富集区。长江干流浩荡、支流纵横，水量充沛，湖泊星罗棋布，湿地广阔，是少有的亚热带淡水富集区，其流域蕴蓄着全国36%淡水资源，48%可开发水电资源。世界第一规模的三峡水电站、金沙江几座名列世界前茅的水电站，展示了长江水能的宏伟。长江的淡水优势，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仅以南水北调工程为例，即可见长江水无可替代的战略意义。保护水生态，利用水资源，做好水文章，是长江文明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大题目。
九省总汇之通衢。在水陆空三种运输系统中，水运成本最低廉且载运量巨大。而长江的水运交通条件甚优，其干流支流通航里程 6.5 万公里，置世界诸河流之前列。长江是连接中国东中西部的黄金水道，其干线航道年货运量已逾 30 亿吨，超过以水运发达著称的莱茵河与密西西比河，雄踞世界榜首。长江中游的武汉古称“九省通衢”， 依凭横贯东西的长江干流和南来之湖湘、北来之汉水、东来之鄱赣，乃至灵渠沟通的珠江流域，造就广域的航运网， 成为川、黔、陕、豫、鄂、湘、赣、皖、苏诸省区的物流中心和人文荟萃之地。
文明中心。以武汉为圆心，1000 公里为半径画一圆圈，中国的主要大都会及经济文化繁盛区皆在圆周近侧。居中可南北呼应、东西会通，引领全局。近年遂有“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应运而生。长江经济带覆盖中国 11 个省市，包括长三角的苏浙沪3 省市，中部 4 省和西南 4 省市。11 省市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四成，且发展后劲不可限量。
人类利用长江、保护长江，前提是认识长江，不断探索长江的奥秘。古人在这方面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例如对长江主干道的认识，自汉代以来两千年间便有一个脱误为真的过程。迄至汉代，古人曾以为汉水是长江的干流，这一点在《诗经》的诗句中便有流露。至唐代，人们转而认为水量更充沛的岷江是长江的干流，有“岷山导江”之说。至明代末期，地理学家徐霞客踏查金沙江，方纠正长江干流汉水说、岷江说，确认长江上游干流是金沙江。清代康熙年间派遣考察队溯金沙而上，进而肯定金沙江是长江上游干道。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科学考察更发现长江江源三大源流，分别是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可见人们对万里长江的认识有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过程。
以自然长江、经济长江、人文长江的丰富性、复杂性而论，长江还有许多奥秘有待我们去开掘、去发现，而这种不可穷尽的开掘、发现，将不断充实、提升对长江的认识。为此，我们要再三地顶礼母亲河长江！
“冯氏书屋”珍藏馆在湖北红安县揭牌开馆
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2021年10月14日
作者： 夏静 通讯员操一铭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10 月 13 日，“冯氏书屋”珍藏馆开馆仪式在湖北黄冈市红安县金沙社区举行。
冯天瑜先生是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和湖北地方史志研究。其父亲冯永轩是著名历史学家，曾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先生。“冯氏书屋”珍藏馆汇集了 200 余件冯永轩先生、冯天瑜先生所著学术专著、历史文献，冯氏家族精心收藏的明清以来的珍贵历史文物以及现当代的大量画家、书法家、作家等文化名人的书画，集中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貌与精神。
“冯氏家族的根在红安，冯氏家族的家风、文风已经被岁月沉淀为一种文化，浸润在红安精神的内核中。”红安县委书记刘堂军介绍，“冯氏书屋”珍藏馆是弘扬冯氏家族文化成果和学术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动平台，红安县政府将发挥藏馆展品的存史教化功能，努力把冯氏精神发扬光大，让新时代的红安精神成为引领红安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武汉大学校长助理陈慧东表示，武汉大学一直重视与红安县的校地共建工作，冯氏书屋的建设，进一步拓展了武汉大学与红安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空间，学校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冯氏书屋，不断丰富冯氏书屋藏书，积极参与红安地方文化挖掘、整理和宣扬，与红安携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繁荣。
冯天瑜四哥、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冯天瑾代表冯氏父子出席开馆仪式，并向支持“冯氏书屋”珍藏馆建设的各方单位表示感谢，希望将冯氏书屋建设成为弘扬文化的基地、市民参观学习的文化园地。
开馆仪式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总经理阮海洪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向“冯氏书屋”珍藏馆捐赠 200 余万元图书，支持藏馆建设。
红安县市民邹燕红是“冯氏书屋”珍藏馆的首批参观者，参展后告诉记者，冯氏书屋的藏品丰富，布置雅致， 年轻人要好好地利用冯氏家族提供的这个平台，多读书，学习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夏静 通讯员操一铭）
体悟中华元典精义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1年1月11日
作者：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公元前6 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东地中海沿岸、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的几大古文明，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精神飞跃时期。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将这一时期命名为“轴心时代”，也即人类精神枢轴形成的时代。轴心时代的一个显著成果，便是先哲历经数代锻冶，构建观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文本，成为延传后世的经籍，笔者曾将其称为“文化元典”（参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堪称“元典”的论著略如下述——希伯来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古希腊的柏拉图《美诺篇》《巴门尼德篇》《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等群哲论著；古印度的《吠陀》及承续其绪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 以及由“经藏”“律藏”“论藏”组成的佛典；中国先秦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诸书。
文化元典提供第一批原创性理念与范畴，构筑诸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家园。作为先民智慧的结晶、后人思想运行的基轴和腾跃的起跳板，元典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英国科学哲学家怀特海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可见西方人对其元典的依凭。中国哲人张载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夫之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将作为“往圣绝学”的元典（如六经）视作开辟“万世太平”的精神起点。
“六经”乃中华元典的基干，而“乐”本无经，传之后世的实为“五经”。“五经”是殷周王官的集体创作， 流传数百载，由下移民间的晚周诸子（如孔子及门徒）修纂成册。春秋末年的孔子（前 551—前 479）并非《诗》《书》《礼》《易》《春秋》的著作者，而是整理者、阐述者，“述而不作”即此之谓。孔门再传弟子追记孔门师徒言行，成《论语》一书。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年，恰值“五经”编纂、集成的关键时段，也是诸子成书前夕，故《论语》上承“五经”，下启战国诸子。诸子书多与《论语》保有因缘关系：或者发扬其遗绪（如《孟子》《荀子》），或者与其展开辩难（如《庄子》《韩非子》）。因此，《论语》处于中华元典的枢纽位置，其着力阐发的仁学与礼学，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对于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发挥了重大影响。
与印度元典、希伯来元典不同，《论语》“敬鬼神而远之”，宗教色彩淡薄，并且很少玄谈“性与天道”，不大正面言及哲学本体论、宇宙论，其探讨的多是平实的人生哲理，将“五经”要义包蕴于日用常行之中，论仁、论义、论礼、论智、论信、论孝悌、论君子，寓大道于人伦，自成一种非神文的人文思想系统，这是《论语》智慧的特色所在。通过《论语》的解读，能够加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认知，有助于把握其优长与缺失。
元典作为蕴藏着丰富文化基元的文本，预留无限宽阔的诠释空间，具有常释常新的潜能。《论语》弦诵之声不绝千古，世世代代的人们在阅读间发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赞叹。千百年来，《论语》的注解及诠释本多不胜举，如今，张艳国教授著《〈论语〉智慧赏析》，把握住中华元典的人文要义，并以新锐的现代意识观照，从人生哲学入手，旁及政治观、社会观、教育观，纲举而目张。该书从《论语》的语录体风格出发，采取逐段解析的方式，提炼各篇主题，予以凝练概括，拟就的一些小标题，不失原义，又用语鲜活，富于时代性和感染力。通过“与
古人对话”，把原文所蕴智慧提炼出来，展现先哲的现代启示，并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展示了新的学术视角。
本文系作者为《〈论语〉智慧赏析》所作序言，略有删节
社科学者欢聚武汉大学共论中国文化史研究
来源：光明日报官方微信
作者：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夏静 通讯员程晓
12 月 11 日，在“中国文化史研究再出发暨《冯天瑜文存》学术研讨会”上，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冯天瑜文存》《中国文化史研究再出发》新书发布。社科学者欢聚武汉大学，祝贺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八十寿辰，共同探讨中国文化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开幕式上，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喻立平，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唐昌华，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谢红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忠家，湖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万全文，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杰民，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唐翼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马敏，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委副书记、县长胡广分别上台致辞。与会领导、社科学者从不同角度高度评价了冯天瑜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认为，冯天瑜先生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在中国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中华元典及其精神、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中外文化交流、地域文化史等多个方面都有独到研究，并取得突破进展。依托珞珈山上丰厚的人文科学土壤，冯天瑜先生与郭齐勇等教授一起，领导创建了教育部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使得武汉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术重镇。可以说，冯天瑜先生为武汉大学专门史学科、中国史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先生是一位奇人，豁达开朗，积极乐观。医生多次宣判他生命的期限，可他就是不予理睬，似乎无暇消沉悲戚，抓紧分分秒秒，专心专意思考理论、历史的问题，一门心思写书。”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说。
近年来，冯天瑜先生身患多种疾病，长期与病魔抗争，把病房当书房。刚做完手术不久，冯天瑜先生仍坚持来到会场并发言，用25 分钟时间简单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和学术经历，立德立言。冯天瑜先生“视学术为生命”，从他身上看到了坚韧不拔的意志，他的学术精神和生命意志令人钦佩不已。
据悉，《冯天瑜文存》是将冯天瑜先生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历史学、文化学专著及学术散文杂论等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经过修订重新结集出版的一套图书，共17 册 20 卷。包括《中华元典精神》《“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 1862 年的中国观察》《辛亥首义史》《“封建”考论》《中国思想家论智力 上古神话纵横谈》《月华集》《明
清文化史散论》《<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注评》《晚清经世实学》《江河万古流--中华文明巡礼》《人文论衡》《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张之洞评传》《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语术语生成》《中国学术流变》等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冯天瑜先生的学术思想。
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郑大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东育等学者通过线上发言，一致表达了对冯天瑜先生的崇高敬意与诚挚祝福。
人类应当对自然深怀敬畏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02月21日
作者：冯天瑜
【文化评析】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围绕生态问题，翻阅中外经典著作，以之观照现实，得出一个结论——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关乎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必须上升到国家乃至全球战略层面。
“生态”一词是外来语，源于希腊文，意谓居所、栖息地。生态不仅指涉人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 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
收敛侵占自然物的欲望是可以达到的理性认识，先民便有此种睿智，值得今人借镜。荀子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卿并非以为人可以任意摆布自然，而是主张人与天地配合，如果与天地争职分，就是犯糊涂。此乃切实可行之议。
《易传》把天地人并称“三才”，天人协调是理想境界。《淮南子》讲：“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顺应自然使用人力的思想，乃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远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无论作哪一解释，都包含天地人皆以自然为归依、为原本之义。自然是宇宙的最高范畴，是宇宙本身，此为千古卓绝之论。
人类必须顺从自然，而不可违逆自然。反对逆天而行，主张天人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如果把人创造的文化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是自然提供了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对此当念兹在兹。
然而，现在的时代往往背离此道。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物本主义压过人本主义，更蔑视自然生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病态扩张。当下迈入后工业文明的信息化时代，物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更趋发达， 掌握了核裂变、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今人，似乎可以得心应手地“改造自然”，但“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如果背弃自然法则，违背生命伦理，包括生物工程在内的科技创造，必招致自然铁腕的回敬。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也不是天然病菌，而可能是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的愚妄之人的逆天而行。这是当下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
我们的生路是存在的，这便是遵从自然法则，在社会活动中限抑物本倾向，复归人本精神和“道法自然”。理性的人类应当深怀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效法自然，善待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视万物为友朋，引人类为同胞。此即张载《正蒙》又云：“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诚哉斯言。
（作者：冯天瑜，系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光明70 岁，老朋友这样说
冯天瑜
简介：
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明清文化史和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研究工作中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
寄语：
我算光明日报的老读者了。我念中学的时候，在母亲工作的图书馆里，我看得最多的，而且持续不断的，就是光明日报。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我就长期订阅了光明日报，而且也逐渐成为光明日报的作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节点。我想起这么一句名言来寄赠：“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献给光明日报70周年。
禹寸陶分 思想不停
——新春拜访冯天瑜、刘道玉、章开沅三位先生走笔
来源：《光明日报》（2019 年 02 月 09 日 01 版）
作者：本报记者 夏静 张锐
【新春访名家】
冬日的武汉，晴空万里，蔚蓝如洗。沿着东湖边，穿过林荫道，记者一行来到了珞珈山南麓，拜访了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和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
三下敲门声响，不承想，应门的竟是冯先生。先生头戴褐色鸭舌帽，身着灰色羊毛衫，笑盈盈地引导记者一行入座。客厅中，一幅“曾三颜四，禹寸陶分”的对联格外醒目。
冯先生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2018 年 10 月，以“汇聚大河文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未来”为主题的“2018 大河对话”在长江文明馆举行。冯先生在会上作了主旨演讲。“关于长江文明的研究与报道，您觉得光明日报应该做些什么？”记者问。
“我准备在这个发言的基础上写一本书，就是对长江文明做一个比较宏观的研究。现在详细提纲已经出来了。” 冯先生说，“落脚到自然也可以，落脚到人文也可以。我想光明日报还是落脚到人文。”
冯先生欣然提供了几篇相关文章给记者参考，还特地推荐了一位长于长江文明研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评委专家。
“我们跟光明日报有几十年的关系，既是老读者，也是老作者。”冯先生说，“光明日报关心广大的知识分子。” 禹寸陶分。就像大禹、陶侃珍惜一寸一分的光阴做有益的事一样，今年已经 86 岁的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虽早已卸任，但仍笔耕不辍，皓首探津教育问题。
刘先生客厅挂着一幅字，正是刘老校长行迹的写照：“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刘先生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推动武汉大学在高教改革发展浪潮中阔步向前。卸任校长职务后，依然始终关注、研究创造教育。
“我还在做，我还在写。”他自我调侃，“我是高龄高产。”2018 年及 2019 年初，除发表文章外，刘先生还新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论》《教育问题探津》两本专著。
“刘道玉是真正的教育家，他把整个生命都融进去了。”93 岁的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说。
章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泰山北斗，心系家国天下，2018 年 12 月荣获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荣誉——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原本记者与章先生约的拜访时间是早晨9 点，没想到，记者 8 点一刻来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时， 先生早已在办公室等候。
“我跟光明日报的关系很深。”章先生回忆，“我早期有些文章是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与两个机构关系深一些，一个是中华书局，一个就是光明日报。当年一段时间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成果不易发表，光明日报曾给予我很多帮助。”
谈到他早年关于三个“一百年”、最大公约数、两个回归等提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甚至是实践，章先生颇感欣慰。
“现在重视科技，但是科技决定不了文明前进的方向。机器与人，关键最后还是得人，人文学科当仁不让地要起来讲话。”章先生表示。
老先生们精神矍铄，思想不停。年逾古稀的冯先生，还在潜心打磨一部有关长江文明的宏观研究之作；耄耋之年的刘先生，2018 年新出百万余言；已过鲐背之年的章先生，“只要活着还是要干活的”……
穿越历史，寻访首义故地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1日01版）
作者：本报记者 夏静
在武汉蛇山脚下，黄鹤楼的东面，辛亥革命时期的鄂军都督府旧址，一座红墙红瓦的两层西式楼房就是人们常说的武昌首义红楼。如今，武昌红楼已成为辛亥革命博物馆。
宋庆龄于1979 年为红楼题写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和“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两方匾额，分别悬挂于大门和主楼上端。辛亥革命博物馆通过实物、历史照片、革命文物等，全景式地再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壮阔历史。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后，革命党人在此设立湖北军政府，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今年是辛亥革命107 周年，10 月 10 日，2018 年辛亥革命实物捐赠活动在辛亥革命博物馆举行。
“与这样珍贵的文物为邻，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和崇敬。我亲眼见证了红楼、辛亥革命纪念碑、首义文化公园等文物建筑的变迁。”一位经常在首义文化公园锻炼的居民说。
在武昌红楼的对面，一座三层楼的红色新建筑矗立着，那就是辛亥革命博物馆新馆。新馆的布展面积达6800
平方米。今年10 月 6 日，《共和之基——辛亥革命历史陈列》在这里开展，展览分“晚清中国”“革命原起”“武昌首义”“创建共和”“辛亥百年”5 个部分。
在武汉首义文化广场，有大批学生和游客前来瞻仰遗迹，纪念革命先烈，感受首义文化，其中不乏港澳台青年。
“革命已经在历史中走远，但革命者的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伟大爱国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继承革命者的伟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公祖小学 10 月 8 日举办的“铭记历史，纪念辛亥革命”主题系列活动中，学校老师向全体学生发起倡议。学校还组织学生观看电影《辛亥革命》、开展辛亥革命知识问答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武昌首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一是为创建新的社会制度而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二是建设新社会的建设精神。”历史学家冯天瑜指出，武昌首义所蕴含的团结进步、振邦兴乡的爱国精神，敢打敢拼、不畏牺牲的铁血精神，不拘教条、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勇担大任的历史主动精神，艰苦奋斗的求真务实精神，善抓机遇的机智果敢精神，已经成为武汉精神的重要内容。
如今，漫步在武汉街头，你会看到首义路、首义园、首义小区、首义中学、首义广场等诸多以“首义”命名的街道、学校、社区、广场等，“首义”两字已深深嵌入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武汉城市最耀眼的文化符号。
冯氏捐藏馆开馆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12月06日05版）
作者：本报记者 夏静 本报通讯员 王昊 吴江龙
“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这是 12 月 3 日在武汉大学“冯氏捐藏馆”开馆仪式现场人们发出的感叹。
冯氏捐藏馆藏品皆由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及其长兄冯天琪、冯天瑾所赠。冯氏珍藏的文物及艺术品，粗略可分为三类——书画、信札、货币，合称“冯氏三藏”。冯氏清贫，所购唯凭工薪，所选唯凭法眼， 积渐而精品汇集，蔚为大观。冯氏二代学人守望文化，认为文物价值不能以金钱衡量，而在于其历史内涵、学术价值、美学价值的开拓与弘扬，这样才能惠及后来者。冯氏捐藏馆同时讲述了这批藏品的坎坷经历，以及冯氏家族对文物、对传统文化的执念。
冯天瑜的四哥冯天瑾在捐赠仪式上介绍，冯氏一家两代人受惠武汉大学良多，此次武大为冯氏藏品提供一个展示平台，实现了父母将藏品呈奉社会、为公众利用的心愿，使得父亲的爱国情怀得以续传。
“先父冯德清，字永轩，1925 年考取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期生，受业国学家梁启超、王国维，语言学家赵元任。毕业时，梁启超亲笔书写对联‘遥山向晚更碧，秋云不雨常阴’相赠。对联择自《宋词选》，上联北宋词人周邦彦句，下联北宋词人孙洙句。这是先父第一幅藏品，也是他收藏的起点。”身患重病的冯天瑜先生，在馆内向大家解说梁启超亲笔对联时却显得精神矍铄。
在馆内梁启超亲笔书写的对联下，冯天瑾、冯天瑜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1938 年秋，日寇侵占武汉前夕，冯氏举家乘木船东下黄冈山区避难。冯永轩的方针是，生活用品尽量缩减，藏书及字画、古器物全部带走。在大别山任二高校长和安徽学院（现安徽大学）教授期间，冯永轩在战火纷飞之际还在搜考文物、举办文物展，以激励国人爱国抗战。日军反复扫荡鄂东山区，冯家多次逃难，衣物等抛却不少，藏书、文物始终保存完好。“新中国成立初期，先父任湖北师专（现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得以较系统地从事楚史研究， 收藏古籍文物的情志大增。家中衣食依旧简朴，且不说我做老五的历来穿补旧衣装，就是父母也没有一件完好的毛线衣，工资半数耗费在购置书籍、古董上。家人早已对此视作当然，节俭是生活常态。”冯天瑜说。
冯永轩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叫人给他念历史人物的文件，甚至想提起床头的铅笔写作，却因半身不遂无法如愿不由得摔笔叹息。冯天瑾说：“弟弟冯天瑜现在身患癌症，但他对文物、父亲的手稿以及他自己著作的整理没有停过， 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钻研文化的追求，更是一种爱国情怀。”
当问及为什么要将文物捐给学校时，冯天瑜说：“我家早在 10 年前就萌生了捐赠藏品的想法。一方面，能更好地保护这批文物；另一方面，奉献给社会有利于文物、文化事业的传承发展。中国有个传统，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成人，培养一个高尚的、知识渊博的人，二者不可偏废。”
武大图书馆副馆长黄勇凯介绍，这次冯氏所捐藏品总量400 余件，主要包括冯氏两代学人所收集的珍藏文物及艺术品，本次展出90 余件，今后会轮换展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表示，学校将妥善保管并发挥好这批珍贵藏品在文化史研究和艺术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化传承创新方向做出新的成绩。武汉大学还决定成立“文化史研究冯永轩基金会”，助力中国文化史的学术传承研究。
历史学家冯天瑜：文物是文化载体，不应降格为金钱等价物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3日09版）
作者：本报记者 夏静 张晶
9 月 24 日至 10 月 15 日，一场特殊的展览——《冯氏藏墨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展出。展品来自于著名史学家冯永轩及其子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的家族收藏，主要为书法、绘画、信札、钱币。对于收藏， 冯天瑜认为，文物及艺术品首先是文化载体，不应降格为金钱等价物。如果集藏的主要目的是金钱储备与增值的手段，藏品被铜臭淹没，实在是集藏事业的异化。
“时下，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淘宝、鉴宝，文物及艺术品集藏进入兴盛期。在这股收藏热中，文物的价格被格外关注，人们津津乐道于收藏品的拍卖价几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而对文物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的认知则退居次席。这些与我自幼的闻见大相异趣。”冯天瑜回忆，幼时，父亲每有收获，评议的多是文物何等美妙、包蕴的史料价值何等深邃，并未谈及某件值钱若干，将来会增值多少倍。
走进《冯氏藏墨展》，第一幅展品是梁启超亲笔书写的对联：“遥山向晚更碧，秋云不雨常阴。”这幅择自《宋词选》的对联是梁启超赠给学生冯永轩的毕业礼物，也是冯永轩的第一幅藏品，是他收藏的起点。自此，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冯永轩靠工薪，四处寻访，集藏珍品，积累至今。
保护这些文物的过程同样艰辛。冯天瑜介绍，1938 年,日寇侵占武汉，全家避难黄冈山区，生活用品几乎没怎么带，藏书及字画文物成为他们唯一的行李。在战火纷飞之际，父亲依然在搜考文物、举办文物展，以激励国人爱国抗战。
冯天瑜说，这些文物历尽坎坷方得以保存。它们遭遇的灾厄和今日得到的善待，以一滴水珠映照出中国文化史的优雅与悲壮。现在大家珍视这些藏品，除了引为艺文范本外，还应当从其曲折经历中获取守望文化的教训。
两岸学者共同探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建议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文言文比例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9日06版）
作者：夏静 何健
本报武汉12 月 18 日电（记者夏静 通讯员何健）由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主办的“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论坛”18 日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 60 多位专家围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问题展开讨论，旨在交流两岸教育经验，更好地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相符合。
武汉大学台湾历史研究所所长冯天瑜就国学教育问题提出：“国学”要在“国文”（语言文字）、“国史”（历史统系）、“国伦”（伦理道德）三者中继承和弘扬，健康的国学教育应当今古贯通、吸纳外域英华，应通过相互比较取舍和观摩融会，达成创造性、综合性的转换。他指出，国学讲习不只是学校事务，更应汇入现实人文教育的规范中。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则建议在中小学教材中适当增加文言文比例，各类高校为所有大学生设立《大一国文》课程。
对于台湾中文教育现状，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徐武军谈道：“台湾教育以多元化和国际化为目标，这导致一再强调英文的重要性而不断压缩传统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的课时。”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主任曾春海和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泉忠分别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中国文化大学传统文化建设和台湾文化发展现状。武汉四中特级教师王先海从基层教育者的角度分享了对传承国学经典的体悟。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说，大陆与台湾同根同祖，两岸共同探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问题意义非凡。
中国社科院台湾所所长余克礼在发言中表示，希望借台湾研究所为平台，汇集两岸学者，以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愿望加深两岸学术交流合作，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加强理解，共商文化教育发展大计。
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于2013 年 5 月，由湖北省与武汉大学共建，致力于紧密结合两岸关系、鄂台合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参与论坛的还有华中师大、中南财大、台湾师范大学、慈济大学、成功大学、欧洲文教基金会等高校和学术机构。
新旧红楼 穿越百年
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09月07日01版）
作者：本报武汉9月6日电 本报记者 夏静 本报通讯员 张晶
百年激荡,回望辛亥。一个世纪前的辛亥革命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永恒丰碑。百年间,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他们提出纲领、付诸实践、流血牺牲,最终,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辛亥革命的精神之帜,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
本报今起开设《辛亥百年》栏目,寻访一个世纪前那些惊心动魄、壮怀激烈的地标和人物,重温背后的故事和精神。敬请读者关注。
在蛇山脚下,黄鹤楼的东面,辛亥革命时期的鄂军都督府旧址,一座红墙红瓦的两层西式楼房伫立其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武昌红楼。如今,武昌红楼已成为辛亥革命博物馆。
宋庆龄于1979 年为红楼题写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和“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两方匾额,分别悬挂于大门和主楼上端。辛亥革命博物馆通过实物、历史照片、革命文物等,全景式地再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恢宏壮阔的历史,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诞生地的历史风貌。
走进博物馆大门,站在院子中央,眼前就是红楼,坐北朝南,宽敞大方的台阶和希腊帕特农神殿式的门柱给人以纵深感和神秘感。回望门外新建的首义文化公园,辛亥革命纪念碑庄严地耸立在广场,当年的拜将仪式好像还在眼前——1911 年 11 月 3 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效仿汉刘邦拜韩信为将仪式,在“黄兴拜将台遗址”处登台拜将,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1928 年,辛亥首义同志在此修纪念亭。1948 年,因亭毁改建纪念碑。
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说,驱使自己致力于史学工作的缘由,就是少年念书时,上学、放学皆行走于彭刘杨路,盘桓于阅马场,留连于红楼、孙中山塑像、黄兴授将纪念碑之间,使他形成了对辛亥首义的特殊情怀。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后,革命党人在此设立湖北军政府,后改为鄂军都督府,并颁布第一号布告,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结束统治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向全国各省发出通电,号召各地武装起义响应,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近三个月内,武昌起义军政府曾一度代行中央政府的职权,革命党人在此组织和领导了抵御清政府的武装反扑。
“与这样珍贵的文物为邻,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和崇敬。我亲眼见证了红楼、辛亥革命纪念碑、首义文化园等文物建筑的变迁。市政府费了大力气、花了大价钱,把我们这一块修葺一新。”一位经常在首义文化公园锻炼的居民说：“特别是 2008 年,红楼免费开放后,我们没事就会去那里走走,再顺路逛逛辛亥革命纪念碑、辛亥革命烈士祠、起义门,重新感受辛亥革命的历史。”
在武昌红楼的对面,一座三层楼的红色新建筑雄姿初显,那就是辛亥革命博物馆新馆。新红楼的正面高台,传承了中国建筑双坡屋顶和飞檐翘角的特质,侧面三块几何形拼出“破土而出”的意象,颂扬“敢为人先”的首义精神。石质外墙以肃穆凝重“楚国红”为主色调,古朴厚重,与周边蛇山、红楼及武昌老城区景观协调共存。新馆的布展面积达 6800 平方米,是国内最大规模的辛亥革命主题展馆。今年 10 月 6 日,《共和之基——辛亥革命历史陈列》将在这里开展。展览分5 个部分:“晚清中国”、“革命原起”、“武昌首义”、“创建共和”、“辛亥百年”。
在“晚清中国”的陈列部分,“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等一排硕大的昔日不平等条约名称, 以雕刻的形式在整面墙体呈现,让人感到压抑、沉重。接着,壁画、微缩景观、人物雕塑、图片、多媒体,各种表现手法结合声光电技术,将一部厚重的辛亥百年史在人们面前展现……
来到“武昌首义”展厅,记者仿佛一下子穿越了时空,回到了百年前的武昌。青石板、老屋、小巷茶馆、德和酒庄……一幕幕微缩实景,让人仿佛置身于首义之夜前的武昌街头,空气中似乎弥漫着起义前的不安和躁动。参观者将通过多媒体感受首义之夜的场景,看到革命党人奔走于街头巷尾,听到他们的私语。
冯天瑜:奥林匹克两格言相得益彰
来源：《光明日报》2008 年 7 月 22 日
作者:本报记者夏静 本报通讯员漆华
“迎奥运,人人都能尽责,处处皆可出力。”记者带着期盼的心情走进武汉大学,在美丽的珞珈山下采访了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对即将在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冯天瑜着重道出了自己对“不计胜负,重在参与;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两格言及奥运人文精神的理解和看法。
奥运会是全球规模最宏伟、影响力最深广的竞技运动会。奥运会之所以赢得举世关注与尊敬,不仅在于它展示了最高水平的体育赛事,尤其在于实践着普世性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在奥林匹克的两段格言中生动而劲拔地得以挥洒。
在距今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 年,伦敦举行第 4 届现代奥运会,意大利运动员皮特瑞在马拉松比赛中一路领先,由于体力透支,跑入体育场时已几近昏迷,仍蹒跚行进,终于摔倒,在工作人员扶助下方到达终点。按照规则,皮特瑞没有获得奖牌,但他的不屈参与精神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主教在布道时,就皮特瑞事迹发表感言: “胜负其次,志在参与。”现代奥林匹克开创者顾拜旦十分欣赏这番话,他在英国政府为奥运会举行的宴会上说:“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加,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自此,“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加”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宣示语,鼓舞人们顽强拼搏,志在参与。
奥林匹克还有另一格言,这便是巴黎阿奎埃尔修道院院长亨利・迪东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时说的“更快、更高、更强”。顾拜旦以为此言切中竞技体育的真谛,在其倡议下,1920 年国际奥委会将此语确定为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揭示了奥林匹克作为竞技运动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其意义远不限于体育本身,它激励着人们在生活与工作中不安于平庸,永远进取,将潜能发挥到极致。
如果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与奥林匹克两格言相对应的话语,那便是《易传》的两段警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相类同;厚德载物的包容气度,则与不记成败得失的参与精神相贯通。足见奥林匹克两格言发挥的是东西咸宜、普世性的人文精义。
对奥林匹克两格言全面把握,不仅是对运动员的要求,而且是对全体观众的考验。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优秀的田赛选手朱建华在一年时间内,以 2 米 37、2 米 38、2 米 39 的成绩连续三次打破跳高世界纪录,国人一片欢呼,视其为民族英雄。然而,在 1984 年第 23 届洛杉矶奥运会上,朱仅跳过 2 米 31,获得铜牌,一时间,责难声四起,在朱建华家乡上海,有人将朱家窗户玻璃砸碎。朱建华三破世界纪录,满足了人们对“更快、更高、更强”的渴求,由衷地称朱为英雄;而当朱稍有闪失,成绩欠佳(其实,朱赢得的铜牌,是那一届奥运会中国获得的唯一一枚田径奖牌), 竟不能见容于部分国人,这决非朱建华之耻,乃是国人心态有病的表现:在崇拜“更快、更高、更强”这一奥林匹克格言之际,忘却了奥林匹克的另一信条――“不计胜负,重在参与”,也有悖于我国古老的名言――“不以成败论英雄”。
由 20 多年前的朱建华,联想起今日国人寄望的又一田径骄子刘翔。应当说,当下对刘翔的追捧,更有过于连破三次世界纪录时的朱建华,对于此种“刘翔热”也无可厚非,因为它潜藏着大众对中国从贫弱迈向富强的急切期待,但这种期待必须保持在理性范围内,我们希望,朱建华在洛杉矶奥运会后受辱的遭际,不要重演于刘翔。本届奥运会,110 米栏高手云集,古巴、法国、美国的 110 米栏选手,水平与刘翔相当,特别是古巴的罗伯斯,近期又打破世界纪录,风头正劲。因此,8 月 23 日的 110 米栏决战,谁能夺金,全无把握。作为观众的我们秉持的态度应当是:刘翔能拿金牌,我们为之欢呼,即使未果,我们也向作出艰苦努力的刘翔及其师傅孙海平喝彩。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
让我们牢记并实践奥运会两格言,促成二者的互动共济,让公正、公平竞争促成运动员“更快、更高、更强”, 让“不计胜负,重在参与”的精神照耀和平与友谊之花盛开,如此,奥运会才是全人类盛大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