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3日上午，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之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在振华楼历史学院103会议室，进行了题为“从鳌拜抄家案看清初满洲权贵的家产构成”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亦为“珞珈社会经济史论坛”第7期，由历史学院赵士第老师主持，历史学院陈锋教授、湖北大学潘洪钢教授列席与谈，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刘老师以鳌拜抄家案的学术史为切入点，指出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案情演变，如幼帝玄烨与鳌拜的权力冲突、擒拿鳌拜的具体时间、地点及方式等。本场报告则基于内务府满文档案，重新考察此案，系统分析清初满洲权贵的财产构成、动态变化及内在动因。

接着，刘老师系统分析了抄没家产的构成，归纳为三类：一是人口、庄屯和地亩；二是房产；三是金银、珍玩、饰物、袍服、器具以及食品。并由此揭示清初满洲权贵家产特征：其一，人口是比较稳定的财产构成；其二，房产虽以自住为主，但租房、铺面房等商业用途房产的出现，折射出康熙初年满洲权贵开始融入都市生活，商业意识逐步提升的趋向；其三，动产既涵盖袍服、嘠拉哈等满族特色物品，还囊括了哆啰呢等舶来品以及氆氇等来自藏地的输入物，投射出康熙初年京城满洲社会多元文化涵濡交融的雏形。

随后，刘老师通过对抄没家产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康熙初期满洲权贵与皇室亲贵在财富积累上的显著差异：一方面，宗室亲贵的经济实力远超鳌拜等异姓权贵；另一方面，满洲权贵的财富积累速度异常惊人。刘老师进一步指出，尽管满洲权贵享有世袭特权，但其薪俸有限，故其牟利之途，主要集中在投入大、回报丰厚的违禁销盐、典当等业。

最后，在探讨满洲权贵暴富原因时，刘老师提出了三个关键因素：其一，清初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为商业活动创造了有利环境；其二，在家仆和晋商等汉人协助下，满洲权贵得以深入参与商业和金融活动；其三，吏治腐败助长了满洲权贵经商牟利之风。这一分析不仅揭示了满洲权贵的致富途径，更折射出清初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

在互动环节，潘洪钢教授认为该研究具有以下显著特点：其一，研究视阈宏阔，展现了前辈学者深厚的学术积累与开阔的研究视野；其二，运用满文档案，揭示了汉文史料难以呈现的满洲社会特质，这对理解八旗制度与清帝国建构过程至关重要；其三，深刻揭示了权贵暴富与制度腐败之间的共生关系，制度规范与腐败行为往往并行不悖。陈锋教授指出，本研究带来重要学术启示：其一，多语种史料的运用，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挖掘，极为关键。研究者应当立足自身学术背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其二，讲座揭示了诸多新领域，如满洲权贵与八旗制度的关系、贵族财产积累与内务府商业网络（如当铺、盐业）的关联等，这些议题亟待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进行深入探讨。刘老师还就抄家案中涉及的财产隐匿与贪腐机制等问题与在场师生展开了学术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