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岁末，同学群里传来消息，冯天瑜教授荣获首届“湖北省杰出人才奖”，位居头版头条，赞曰：“以广博视野和勤奋写作，阐释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原创研究和突出贡献，广受海内外尊崇……” 啊！名至实归，天瑜的光荣，也是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母校的光荣。

我们最近一次相聚，是在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母校百年华诞，几位同窗：冯天瑜、唐翼明、陈昆满、李宝襄和我，有幸躬逢其盛，秋阳普照，庆典盛况空前，一起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往事。

一九五四年长江发大水，我们小学毕业升初中，门槛很高的实验中学近两千人报考录取两个班，冯天瑜、严忠和、万慕慧和我们几位，有幸由武昌实验小学入列，进到中学又遇到高宏、方克明、宋亦王、漆文瑾、李宝襄等等同学，念到高中，还有唐翼明、余抱青和许多朝气蓬勃的同学加盟，我们一生的友谊，因书结缘。

当时实验中学的学业，我们都很轻松，只要上课聚精会神，认真完成作业，考试和成绩不会差。同学之间常常谈天说地、论古述今，在意于知识的广博，几乎没有“比学赶帮超”互相较劲的风气，这样，课余常有大把的时间，书籍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谈到阅读，要从武昌实验小学说起。其校园曾是清代“两湖书院”和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原“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隔湖常常传来中南音专（现在武汉音乐学院）悠扬的钢琴声……小学伊始，常常放学之后，由文明路、彭刘杨路，经阅马场，到绿树葱茏蛇山脚下的湖北省图书馆看书，当时冯天瑜的母亲张秀宜老师在这里工作，常常给予指导。在少儿阅览室，从小人书入门，而后阅读了许多儿童读物，诸如叶圣陶的《稻草人》、冰心的《寄小读者》、陈伯吹的《吹口哨的孩子》等，印象深刻的还有袁鹰的《丁丁游历北京城》，叙述了一位上海少先队员丁丁利用暑假游览北京城，欣赏了许多名胜古迹，见闻了许多新人新事的故事。张老师和蔼可亲，告诉我们:“多看书更要多动笔，经常撰写读书心得。”小学高年级时，洋洋洒洒五六百字并不费力，记得只有天瑜独出心裁，美文之外，配图描摹首都北京的历史建筑，记得在稿纸上方，手绘一幅颐和园全景，佛香阁巍然屹立，昆明湖水波光粼粼，图文并茂，赏心悦目。小学高年级开始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后来广泛涉猎《说唐》、《说岳》、《镜花缘》、《老残游记》等书籍。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常常光顾，张秀宜老师把我们这些熟面孔组织起来，称之为“基本读者”，编成小组，除了自由发言，互相讨论之外，在这顶桂冠之下，仅仅是小学生，并无任何担保，也无需复杂的手续，可以借阅书籍，当年对于这帮不更事的少年是莫大的福利。

这样，由小学到中学，从小培养了热爱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增长了对知识的渴望，幼小的心灵充满阳光。

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实验中学的光荣传统，我们的少年时代有幸从未感到课业的压力，同学们得以充分展现聪明才智。少年天瑜，绘画技高一筹，多为绘像人物。记得有一年，大家喜欢“说唐”，天瑜手绘第七条好汉罗成，面容俊俏，不苟言笑，身跨闪电白龙驹，手持五钩神飞枪，栩栩如生；又说到其表哥秦琼秦叔宝，画面展示双手紧握镀金双铜锏，大有勇武过人之势。少年时期，向往英雄好汉，通过手绘而出神入化了。难得的是美术老师黄佑智先生（兼善音律，校歌作曲），一口纯正的湖北浠水乡音，由素描、临摹入门，教导我们体会“出神入化”的要义……当年李宝襄的水彩风景、傅振斗的铅笔人像、张鹏远的美术字,乃至高中王武椿的铅笔速写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年学校的音乐教室，胡仁之先生把我们带入音乐的殿堂：聂耳、冼星海的旋律、“关山月”的古韵、以至舒曼的“梦幻曲”……至今常在脑海中回响。少年高宏，当年就展现了音乐的天赋，李宝襄和我常以高宏为师，一起研习二胡，刘天华、华彦钧名曲，以及广东音乐、潮州锣鼓，初步有了国乐的入门知识，只是惭愧，我始终不得丝竹乐器滚动揉弦的要领。高宏还喜登台表演，有一次学校饭堂文艺汇演，“黑人吁天录”短剧出现一位小孩，浑身漆黑，从灵活转动的眼睛才认出高宏。当然，日常生活中高宏也不乏表演的机会，一年寒假，联系到访问解放军炮校，自任慰问演出队长，雄赳赳站在队列一旁，吹起口哨规范我们行进的步伐，已经记不得演出了那些节目，只记得他的热心和组织的才能。值得欣慰的是，高宏至今一直荣任我们1957年高中年级校友分会会长。

五十年代清贫的家庭负担不起我们住校的开销，加上兄弟姐妹都在上学，家境捉襟见肘，甚至没有条件在学校“搭伙”，我们高高兴兴享受着走读生的快乐。冯天瑜家住武昌矿局街，会同也是实验小学毕业而高一级的张庆圭，每日清晨经花堤街到清风巷邀我上学。所喜实验中学的老师上课很少拖堂，我们上午课后回家，午饭后到校时间经常还有富裕，我们沿着法国梧桐树影婆娑的大成路到解放路，路经曹祥泰杂货铺、刘有余堂中药店，走到新华书店门市部才是我们兴趣之所在。初中时期，阅读范围扩大到历史地理，以及政治经济的入门读物，午休时间有限，有趣的书籍在书店里也只能大致浏览，但涉及领域逐渐增加，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只是有一次阅读邹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虽然只是述及欧美的陈年旧事，但在当年禁锢的环境，开始知道西方世界一些真实情况，眼界大开，爱不释手，每天在读过的那一页夹一纸条，放在一摞书最下面，第二天继续阅读。这样，由书店经司门口到西捲棚上学的路上，尤其下午课后，天瑜和我们几个小友，信马由缰，话说天下大势。特别在初二之后，时逢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肃反扩大化问题，国内反右运动又刚开始，我们十分关注，天瑜有时听过湖北省图书馆的相关讲座，加上勤于思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免广征博引，试图解读我们小小心灵感受的困局，常常妙语连珠，我们虽有不惑，但也畅所欲言，总能高高兴兴获得许多真知灼见。我们这些少年，朦胧中盼望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所幸当年实验中学也有一座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操场一侧高坡上还有一个书报杂志十分丰富的阅览室。当年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口号下，北京出版的“大众科学“，上海出版的“科学画报”给我们许多教益，尤其由苏联杂志脱胎的“知识就是力量”，更是阅读的重点，诸如宇宙的起源、生物多样性、科学技术的新进展，乃至不同门类工业的介绍，都是我们关心的话题。实际说来，实验中学的教师十分优秀，课堂教学循循善诱，班级同学充满浓郁的学习氛围，鞭策我们从少年时代就非常注重文理兼修。数理化几门功课，学起来也是兴趣盎然，我们还有“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小聪明，加上有唐翼明、李宝襄、周蒂、余抱青、董天临等等学霸烘托气氛，我们的学习成绩也常名列前茅，中学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让我们终生受益。

配合政治思想教育，当时正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风行的年代，不仅如此，天瑜和我们心中更是钟爱经典的俄罗斯文学，莱蒙托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直至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等等是我们常常议论的作家，甚至戈宝权、梅益、刘辽逸等一些名家优美的译笔，也让我们钦佩。至今还记得一件有趣的事，偶尔从兄长处得到一本郭沫若转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一本德国狂飙运动时期年轻人向往美好爱情而不得的巨著，但在当时，这本奇书只能几个小伙伴私下传阅，印象深刻。几十年过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看了几年前东德导演由书籍改编的电影，几位演员非常优秀，维特是一位多情善感的英俊青年，绿蒂是一位激情四溢的妙龄少女，整部电影像一篇感伤的抒情诗，坦率、真实、坦露心扉、毫不做作、十分精彩。回国后赶紧买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杨武能先生直接由德文翻译的译本，好像老朋友重逢，读起来韵味十足，联想起少年时代最初阅读的印象，方知中外书籍的营养，就是这样滋润着青少年的心灵，自然也有许多感慨。

说起五十年代中期，武昌的物价还很便宜，当时“过早”，三分钱一个面窝，五分钱一碗热干面。出于对走读生的关怀，后来学校茶水房开始可以给学生中午热饭，每天只收一分钱。记得当时，睿智沉稳的李宝襄、颇有音乐禀赋的高宏、聪明秀丽的刘同平，加上天瑜和我，几个要好的同学，每日中餐，虽无大鱼大肉美味佳肴，但也是“青菜萝卜糙米饭，瓦罐天水菊花茶。”吃得津津有味。引人入胜的倒是每天午饭后，坐在教室里海阔天空的谈天，天瑜常常是话题的引领者和应答者，令人称奇的是，他对那时出版厚厚的《世界知识手册》中的很多内容如数家珍，时时冒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记得当时，读了一些鲁迅、茅盾、老舍、曹禺、李六如等作家的著作，先后也读了郭沫若《我的幼年》、《少年时代》、《创造十年》、《反正前后》，而热闹一阵的议题，是《洪波曲》中记载了我们熟知的“昙华林”和“汉阳门”，“大东门”和“长春观”，“珞珈山”和“梁子湖”，其中叙述民国、北伐和抗战，并将历史地理融合一起，格外有趣。当然不免也议论有关郭老先生的趣闻，从‘维特之烦恼’说起，又说到从小就不正经，孩童时代就有性幻想调戏漂亮的大嫂，大家哈哈一乐，后来还相约读了郁达夫、张资平和田汉的作品，始知难怪鲁迅先生戏称创造社有几位，或可戏称为“流氓才子”。当年，我们一群初中生，谈起“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分野，谈起“左联”的影响，有理有据，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在中国现代文苑中漫游的这么一群少年，常常自得其乐。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学校强制必须午睡，老师不时沿教室巡视，我们也还聪敏，后来离开教室，不时变换地方，继续我们口无遮拦的“午间讨论会” 。

就这样，我们慢慢长大成人，至今留下了许多温馨的回忆。

光阴荏苒，几十年过去，我由理工科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从西南到东北，在艰苦的环境中投身祖国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后，由于科研工作的成绩，荣获德国为优秀青年才俊颁发的洪堡奖学金出国深造，回国后从事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只要有机会回到武汉，少年时代的朋友，唐翼明、高宏、方克明、宋亦王、漆文瑾、余抱青、李宝襄等等当年的少男少女，常有机会到天瑜和同平伉俪家中小聚，珍贵的礼物总是得到他的新著，饭后余兴总是放开喉咙把少年时代的歌曲复习一遍。天瑜和大家依然保留着许多年轻时代的执念和热情，海阔天空，谈古论今。平常时日，现代的信息技术，如微信和邮件也让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我会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会议，有一次住会，我校柯俊院士(武大化学系出身，金属物理和科学技术史领域的权威)和我，夜访出席会议的历史学界的权威、社科院历史所李学勤先生，请益关于我校科学技术史的学科发展，以及科技考古和科技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相关事宜。李先生谈到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时，特别提及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建议一定要看看武汉大学冯天瑜的专著，这些著作深入研究了张之洞在建设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乃至汉阳兵工厂等近现代系统工业体系的贡献。后来又有几次碰到李先生闲聊，知道我和天瑜曾经同学，他又说起天瑜在构建现代意义文化史的努力，《封建考论》一书引发的讨论……话语之中，始知天瑜已据史学要津，让我肃然起敬，有这么一位杰出的同学!

二零一八年暑期，我在欧洲参加维也纳国际会议之余，家人同游希腊罗德岛。同行的孙女在德国念八年级，没有成天摆弄手机的习惯，总是手捧书籍，候机、乘船也是手不释卷。罗德岛是地中海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在其鼎盛时期，公元前302年，人们竖立起一个巨大的太阳神雕塑，成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我们在岛上许多中世纪的建筑流连忘返，孙女沉浸在岛上的文学气氛和独特的历史内涵之中，开始思索公元前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意义，从她身上仿佛又看到我们少年时代渴求知识的影子，我告诉她这些领域必须请教天瑜爷爷，首先要学好中文。第二年初，孩子回国省亲，送给我一篇读书心得，讨论欧洲城邦文化与中国耕读文化，我和家人私下戏曰：如果学好了中文，成绩还不错，长大之后应该报考武汉大学文化历史研究所，进入天瑜门下攻读。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适逢武昌实验中学百年华诞，我们当年同学们天南海北齐聚江城，喜见天瑜精神矍铄，又见《冯天瑜文存》卷帙浩繁，不禁慨叹：一生家风诗礼，勤勉笔底波澜，必将传之久远。

不料新冠海啸袭来，抗争月余，今日传来噩耗，万分悲痛，天瑜仁兄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杨天钧教授，冯先生小学中学同学，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