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规拜师入冯门，是在1997年投考冯老师的博士生，到现在已过二十四载，当年历史学苑一枚青椒，已变成二毛之人，然而盘点学业，自愧对恩师难以像样成绩报称。恩师的道德文章、巨大成就，多有方家称道、同仁激赏，我不惧狗尾续貂之讥，说一说自己所仰慕的恩师的大家风范。

由于身在学术圈多年，接触过不少以学术为业或至少将此作为部分工作的人士，我有一种印象，取得卓越成就者，无论在何领域，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学问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浓厚的兴趣，这种热爱与兴趣，决不以环境顺逆、状况好坏而有改变。而恩师的学术生涯，正是极好的例证。

恩师从青年时代志趣就在文史，但上大学时所学专业，却被安排为生物学，恩师以天资聪颖、认真钻研而成为好学生，然而也决没有放弃宿志，且将通过生物专业学习接受的自然科学理论方法训练，在日后化为从事文史研究的一种优长。

《回眸学术理路》这篇恩师自述，我拜读过多次，其中提到的文革期间一事，总使我颇有所感：那时，恩师的一些同事，或打派仗，或打扑克，但还是青年教师的恩师，却躲进11平米斗室，通读了《鲁迅全集》和几种马列经典，系统学习鲁迅对历史、文化的深刻创见，在哲学上强化理论思维训练。由此，我对恩师在新时期到来后源源推出高水平学术论著的前因，似觉了然。我还联想到入职时听过的生物系杨弘远院士的报告，他谈了几乎相同的事：文革中，别人打扑克消磨时间，而他却抓紧看遍所有新到专业杂志，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迅速站到了本学科的前沿。

1994年，恩师移驾武大，我也开始有机会面聆教诲。那时，所谓脑体倒挂较为普遍，历史系教师成了周知的低收入群体，大学里各种创收成风。我的一位老同学与冯老师交谈，说起现在大家都不想做学问，但冯老师却说，正因为很多人不想做学问，我们才要做学问。这位老同学很感慨，跟我说冯老师果然不同常人。我第一次登门请教，已经名闻中外的恩师还住在一套两室半宿舍里，亲切和蔼，但在交谈中并没有多少客套话，主要问我做何研究，而我则呈以参著的《鸦片战争史》，并报告拜读《中华文化史》的心得。那时，与恩师接触较多的同事都知道，拜见时能谈较长时间的话题，一是与学问相关之事，再就是足球。

自来武大以后，恩师遭遇病痛的日子渐多。我前往病室及府上探望，所见情形，恩师如住院时间稍长，桌上必有笔记本电脑，在家中如精力稍好，一般都在书房写作，谈起所思考的问题，则往往显得病容消散。此间恩师出手的鸿篇大论，其内容之丰厚、思维之缜密、文辞之磅礴，不知者绝难将其与作者正忍受巨大病痛相联系，足见恩师对学问之爱与投入已到常人难以企及之境，也令人深感精神力量降伏病魔之效，堪比对症药石。

从清末民初以来，学术分科日细，即使一国历史的研究，不同阶段、不同课题，也逐渐自成领域而彼此间多有壁垒，专家取代通家掌握话语权，成为趋势。在此状况下，不为分科所限，而又在所涉及的学科领先、有足够的学术影响力，才堪称大家。而在我心目中，恩师正是这样的大家。

20世纪70年代后期，恩师英姿勃发，投身史学研究，正式出征，治学一体两翼，在中国文化史与湖北地区近代史两个领域同时发力。这在恩师同辈学者中极为罕见，但也决非简单轻易的抉择。因为恩师在同侪中具备两种明显优势：一是在青少年时期有幸遨游湖北省图书馆提供的知识天地，并利用其他条件，博览中外群书，广为涉猎文史地理，并经过了理论思维的训练；二是向学如饥似渴的恩师，还很及时地接受了作为杰出史学家的严父之庭训，深研中国古代典籍，得窥治学门径而领会其真谛。

应该说，中国文化史研究，在恩师安营扎寨之时，并不是未曾开垦的处女地。然而，恩师承前启后，别开生面，将研究推升到全新的境地。1990年，恩师率何晓明、周积明教授推出巨著《中华文化史》，随即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与盛赞，其缘由，正如《中国社会科学》刊出的专题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在于该书“系统地、史论结合地、历史与逻辑统一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规律”，较之于既往同类论著，“是一个突破”。而对该书之匠心独运，恩师的叙说最为真切：《中华文化史》就中国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生态环境，作全景式把握，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三层面的分析与综合着手，剖析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系统论的方法诠释中华文化诸特质，并对跳跃式的西方文化历程、连续性的中国文化历程作出比较。我以为，恩师等蓄积深厚的文史底蕴、放眼中外的宏阔视野、精湛论析的理论功力、文采斐然的珠玑言辞，使《中华文化史》成为无愧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扛鼎之作。惟其如此，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热之中的该书，却并不因为其后热点的转移而降低其巨大影响力，迄今在国内外同类学术论著中，仍为公认的高峰与标杆。

大家之大，我想，除了学问淹通，还有眼光深邃之意，而恩师从事湖北地区近代史研究，也正是以眼光深邃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晚清湖北，影响全国而且声播域外的人物首推湖广总督张之洞，社会运动则数辛亥武昌起义，恩师从大处着眼，主要围绕这两者进行考察和探讨。张之洞作为晚清“清流”要角及洋务派殿军主帅，从在位到死后，长期是话题人物，对其品行、学问、主张、政绩、官声、手腕、交游等等，谈论评说众多。20世纪80年代之初，研究者基本上是将其视为“中体西用”论的代表、竭力维护清朝统治而又在客观上造成有利于革命派活动的条件的典型人物。而恩师对张之洞的研究，是与系统考察中华文化史平行展开的，亦与对古来中国社会经历转型、近代中外关系大变局的卓识相关联，视域深广，因而不落窠臼，大幅扩展审视张之洞的时空范围，在19世纪后半叶世界性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的总背景下，揭示张之洞所处的古今中西交汇的特定位置，透视其“会通中西”的客观条件、主观意图以及实际效应，并从新的维度，以文化保守主义来阐释他所乐道的“中体西用”的实质。这些灼见新解，汇聚于恩师与何晓明教授1991年推出的大作《张之洞评传》及以后的增订本中，标志着张之洞研究更上层楼。恩师对于张之洞的精深研究，不只是刷新和深化了对张之洞本人的认识与评断，对中国近代其他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有从方法上提供示范的意义。

论从史出，是史学研究的行规，恩师在这一点上也作出表率，突出的表现，即为对辛亥武昌首义的研究。1985年面世的恩师与贺觉非先生合著之《辛亥武昌首义史》，是超出见闻、回忆范围，对湖北地区辛亥革命史进行正规研究而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史著。恩师通观辛亥革命运动历程、相当深刻地阐释清末中国、特别是湖北社会状况与武昌首义之内在联系，为在既往相关论著基础上出新，以极大努力搜求和整理各种史料，其中不仅有大量回忆录、年谱、手稿、书信和口述资料，而且还有不少档案资料。在此过程中，恩师与湖北武汉的图书机构档案部门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与当时还健在的辛亥老人及其当年革命党人的后裔，也多有交往。对于繁多的史料，恩师下苦功夫进行了细致考辨，由此对一些流行说法之虚实真伪，提出有充足根据的判断与解说，诸如湖北革命团体花园山聚会与科学所补习所的关系、作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机关失事的具体日期、所谓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首先举义的新军是在武昌城内还是城外、黎元洪任湖北都督究竟是起义爆发后被逼所致还是早有一定基础，等等。基于确凿史实，恩师在《辛亥武昌首义史》中对阳夏战争过程作了更全面具体的叙述，对立宪派人物在首义前后的动向，也提出了有别于当时还颇有影响力的陈说的新见，并介绍了不少研究者也鲜有所闻的湖北一些地方在武昌首义后的风云变幻。总之，《辛亥武昌首义史》体大思精、史事丰赡、考订周详，因而一经推出，即被史家赞为同类论著的上品。此书此后每次再版，恩师都要补充新见史料，反映了一以贯之的严谨治学态度。

恩师早负盛名，却从不为名所羁，而总是充满探索精神，勇于开辟新的学术园地，我想这也正是大家的可贵气质。1998年至2001年，恩师前往日本爱知大学讲学授业，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3年实为恩师开新局的蕴蓄期。此间，通过大量接触近代日本涉华资料与其他史籍，寻觅日本吸收西学过程中汉字新术语生成的轨迹，恩师进一步深化了多年来对近代中日关系尤其是文化交流的审视与思考，选定两个新的研究方向：一是通观近代日本摒弃锁国政策走向世界、同时转向对中国等邻国扩张之一体两面，并用作对照其时中国社会状况及趋向的一面镜子，追溯、揭示近代中日走向殊途的根源；二是从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课题入手，开始建构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框架体系。

就前者来说，恩师于2001年推出论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可谓向新标靶射出的一支学术之箭；而在爱知大学大力发掘的东亚同文书院近代进行中国地方调查的资料，在面向学界内外译介之后，更是引起了高度重视，围绕这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数次立项，其中除了恩师所主持的重点项目外，还有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的学者分别承担的重大项目。就后者来说，恩师为历史文化语义学之成立，经历了创榛辟莽的种种艰辛，以2004年推出的《新语探源》搭起这门新学的骨架，通过初版于2006年且后来一再重版的《“封建”考论》，为该学矗立其血肉丰满而蕴涵厚重的标志性杰作，此书围绕近代中国核心术语之一的“封建”，循着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轨范，基于对于中外相关典籍的融会贯通和对中西日古代社会制度异同的精察深考，紧扣历史脉络，理清近代“封建”概念的源头流变并阐释各种关联因素，揭示其多样呈现的涵义，指明其复杂影响。就该书的价值而言，远非历史文化语义学本身所能限，因为其对于进一步理解、认识和准确阐明古来中国社会形态的特征及其演变，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该书所提出的观点，引起学界种种讨论（也包括不同意见的交锋），在我想来，这正是其不同凡响的确证。

但凡大家，必不止于自身取得累累学术硕果，而都深切关注与擘画引领学术共同体的发展，精心呵护、扶持奖掖晚辈后学的成长。恩师在这些方面亦为楷模。

无论是在湖北大学，还是在武汉大学，恩师都十分注重聚集和建设学术团队，而分别成立于两校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也都在恩师的运筹、主持下，汇集各种人才资源，接连推出高品质学术成果，成为享誉学界的重镇。与此同时，恩师还与湖北省与武汉市的文史研究与图书档案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远见卓识促进地方文史事业的发展。2010年湖北省首次表彰“荆楚社科名家”，恩师以杰出学术成就和对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影响与贡献，而荣膺其选，可谓实至名归。

说到身受恩师影响、点拨、栽培的晚辈后学，也是为数众多，我自己亦忝列其中。1995年前后，我开始从研习鸦片战争史转向尝试近代中日比较、近代中日关系研究。受恩师治学博识宏通之启迪，我意识到对中日两国乃至于世界近代史都要打牢知识基础，加强理论功底对提升学术品位至关重要，大力发掘新史料关乎学术研究立足点的奠定。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历时一年的访学，交织了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在此期间，我了解到近代日本驻外领事报告开始在日本学界引起关注和探讨，便动了收集整理其中涉华的内容、向国内学界译介的念头，但限于财力和条件，无法全面了解和掌握为数巨大的领事报告资料，故回国后只是简略介绍所见日本学界动向。后来，我入恩师门墙，对中日国门打开前夕彼此经世实学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参与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的译介，由此更进一步了解到近代日本人来华探捡、对各地方社会状况发出种种报告的情况，并通过恩师的相关阐述，加深了对这些报告的性质与价值的认识，于是，我想收集、整理和译介近代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的愿望更为迫切。2005年，借国家斥巨资修纂清史的机会，“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终于得以立项，但所能到手的资料只是日本雄松堂制作的缩微胶片，如不使用将胶片扫描还原为电脑图像的设备，就要消耗很大体力、甚至导致视觉损伤，而整理的进程也会极为缓慢。当时，我找遍武汉三镇，要么所见设备不堪使用，要么设备拥有者索费奇昂而经费则相形见绌。无奈之下，我多方求助，只有恩师十分认可资料整理的价值，而决不以爱莫能助相拒，慨然施以援手，商得郭齐勇教授等同意后，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拨巨款购置设备，保证了我的资料整理工作顺利进行。结果，在2016年推出了《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6卷，并引起学界关注。2020年，我对民国时期日本驻华领事报告也作整理研究之想，以我申报的“1912年至1937年间日本驻华使领商务报告整理与研究”课题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而得以实现。但我深知，如果没有先前得在恩师有力支撑下做成的工作，则现在的一切无从谈起。

另外，回首厕身中国近代史学界多年的历程，我自以为多少有些独自见解、受到一定关注的成果，主要是产生于对近代长江流域与日本关系的研习方面，而这些研习，又是以译介恩师收集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编译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为契机和发端的。2009年，我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从晚清到抗战前长江流域与日本关系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基本方向考虑，我的申报得不到支持也是无话可说的，我当时对此也不无担心。但是，恩师及郭齐勇教授等负责人却没有任何踌躇，一致同意推荐我的申报。在那炎热的一天，得各位老师投票通过后，我的欣喜之情，至今还不时记起。

写这篇小文，我颇有笔力孱弱、文不尽意之憾。恩师之大家风范，我以一孔之见何能俱道；恩师之学问精义，我因浅陋少文亦难深解。唯高山仰止，略可表我作为弟子一直以来的崇敬之情。

（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