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有幸与天瑜相识、相交，至今已三十余年。1994年前，我们在同一系、校工作，联系密切自不必说；其后他调往武汉大学，彼此仍往来不断，可谓相知非浅的故朋老友。

天瑜做学问，天资聪睿，刻苦有加。用著作等身、时有创见、斩获甚丰、誉满中外来评赞其学术成就，实不为过。有关这方面的详情，已有多文专论，兹不赘述。本文仅就其德行表现，略述一二。

天瑜高额深目，常呈现出一幅眯眯笑脸，名气很大而谦虚尤甚。论学识，他文、史、哲兼通，知识面的宽博远在一般同仁之上。但他从不自满，总是以“三人行，则必有吾师”的态度，向他人请教自己所不知或知之不多的疑难问题。一部《“封建”考论》，他腹运十余载，稿成于日本访学期间，以40万字的卷帙，复印多份寄回国内，征询友人意见，删修数度而后成书。在此书之《跋》中，他罗列了34位与其交流“封建”论题的国内外学者的大名，并引“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诗经》名句，来表达对众人的感念之情。在以后的学术会议上，他旧话重提，向对此书提出过建设性修改意见的朋友，再次敬致谢忱。这一切，都表现了其谦虚的风度。这种谦虚坦诚真挚，毫无矫情。还有一则“一字之师”的故事，更加活画出了他谦虚的态貌。某日，他应邀作“中华原典精神”的学术讲座，论述“五经”、“四书”等典籍对中华文化的深邃影响。一位胡姓听众会后致函，建议以“元典”取代“原典”。他阅后以为“陈义甚高”，欣然受纳，并因此铺陈，论到“元”的十种意蕴，又在交付出版的书稿中附加一注，“特此感谢一字之师”。此“一字之师”何许人也？答曰：非专家教授，乃学校图书馆不满30的一毛头小伙。

自奉甚俭，为天瑜的另一美德。身为院士级的终身教授，他在本市开会、讲学、看病，完全可以享受小车接送的待遇。但他从不主动要车。体能尚好之时，他总是脚登“11”号上路。后来心脏多次“搭桥”，年齿渐加，则弃脚踏而改乘公汽。即使严冬与酷暑，也极少见到他乘坐可以报销之出租车。他办公常用办公室或家中电话，公家配给他的手机几乎弃而不用。外出宿住，除非会议或邀请单位作了相应安排，他从不住高级宾馆。一次到沪上出差，他觉得该市宿费太高，干脆选住在每晚不足20元的地下室。刻苦节约到如此程度，已与众多农村至城市的打工者别无二致。待己若苦行僧，待人则无比宽厚。他曾多次向灾区群众捐献钱物。对周遭家境困难的同事，也不吝施济。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一次性资助一詹姓教师500元钱。当时社会上薪酬普遍不高，这笔钱相当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数月的工资。

以人为本，助人为乐，竭尽全力帮人办好事、办实事，是天瑜品性中最为闪光之点。他在湖北大学历史系和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当负责人时，所做好事不胜枚举。当时有两位老师家住市郊，平时上班花在途中的时间较长，不利于教学和科研工作，天瑜和其他系领导商量后，设法疏通校领导，先后将他们的家属调来湖大。某老师之子身患晚期肺结核，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指言必求一代号为“1321”的药品（即“丙硫异烟胺”）。此药因有某种副作用而停产多年，市面早已脱销。但医生称在有关新药问世之前，非此药不可救命。其时正值暑假，天瑜闻知此情，马上通知系办公室人员向全系两百余名学生各发一函，求寻此药。最终此药在武汉市郊东西湖农场购得，救了患者一命。这种猝发事件的解决，是其大智大勇使然，但这种大智大勇则是根生于他的一颗大慈大悲之心！系里某骨干教师因住房问题未得解决，要求调离湖大。天瑜找到徐校长，建议动用校长所掌握的百分之十的房源，解决该同志的困难。他说：“校领导常拿所掌握的房源引进校外人才，但这类人才校内不乏存在。我系这位教师，我们看了多年，确有业务能力，希望学能设法将他留住。”校长从其所谏，很快给这位老师分配了一套较好的居室。对教师在学术交流活动和科研方面出现的困难，他更是多方奔波，倾力相助。20世纪80年代初，某老师受邀参加为期两月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需预缴考察费用500元。这笔钱在1981年相当于普通教师将近一年的薪水，要校方破例拿出殊非易事。但天瑜认为这项活动有利于开阔老师的视野，有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他竭力游说当时主管财务的张副校长，使这位老师的西行计划得以顺利实现。此后不久，某老师一本学术专著获批出版，需向出版社缴纳四千元成本费，这在当时是学术著作出版的常规。天瑜为此又专门找到徐校长，请求在校长基金中予以解决。此书的面世极大地推动了全系教师的科研热情，若干年后，历史系老师的科研论著已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可见，天瑜助人的用心，不只是为了解决某些个人的困难，而是着眼于提高全系教师的业务水平。可以这样说，在教学、科研、生活等方面受惠于天瑜帮助者不下数十人次。无论对任何人，只要有能力相助，他都会尽力而为，直至帮出成效，开花结果。众人皆知，历史系在天瑜等的引领下，80年代及90年代初，出现了其历史上最佳的发展时期，无论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走在了全校文科各系的前头。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与天瑜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德不孤，必有邻”，天瑜在全系唯一一次民选系主任的投票中，能获得除他之外的全票——61票，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天瑜的为众所推，在一定程度上诚然得益于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品德的高尚。

专心治学，不愿当官，显现了天瑜品格中的又一特质：敦厚和清纯。在物欲横流、求官之风大盛的今天，此德则显得尤为可贵。而立与不惑之间，上级领导点名要他出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长。世人只知其走马上任、桂冠覆顶的结果，却不知其曾抗命三月最后不得不以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调令而就任的委屈情节。在湖北大学任教的十余年间，领导曾几次协商让其履职校座，他为此数度致函省委关书记，一再声明这种安排是避其所长，用其所短，坚辞不从。实践证明，他坚不为官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世间少了一个众人皆可为之的冯姓校长，而多了一位著作甚丰的文史大家。

天瑜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他由肌入骨，含英咀华，吸食着先辈文化遗产中的道德精髓，又在今日新形势下加以发展，将之化为行动，最终修炼成了一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将做学问和做人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人。总之，“才学好，人品更好”。这就是天瑜的真实人生。

（宋公文，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