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与冯天瑜先生相识，至今已快三十年了。三十年中，我在业师章开沅先生门下，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湖北地方思想文化和辛亥革命，以及中日文化互动等范围的教学和研究，而冯天瑜先生恰恰是上述诸研究领域的先进，成果斐然，自然给我很多影响。可以说我和冯先生是“同道”，但他在这同一条“道”上却走在我的前面老远老远，我只能望其项背勉力追赶而已。
冯先生和我又在“同城”，并且这个“城”的范围不是指大武汉，而专指武昌。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冯先生在湖北大学，那时还没有出现交通堵塞的问题，到湖北大学请冯先生出席答辩，车行往返不超过四五十分钟。冯先生到武汉大学后，与我所在的华师桂子山，相距不足一千米。如果从我家中出来，走出华师北大门，走过一条短短的广八路，进武大南门，上坡就到冯先生家，时间不会超过二十分钟，要拜访冯先生十分方便。
中国的“文人”本来是很注重交游和切磋的，从晚清文士的“雅集”，民国新式知识分子的“沙龙”，直至三五知交的清谈、探讨以及争论，都曾给后来的记忆甚至学术文化史留下生动的印记。20世纪80年代，由于武大萧萐父教授的倡议，武汉几所高校中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同道举行过几次聚会，思想活跃略见起色。但自进入90年代，各人又“躲进小楼成一统”去了，学问倒也在进步，其表现就是各种以“新”、“深”特色吸人眼球的著作不断涌现。到新世纪风气又一变，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忙于“上项目”，二是“上电视上网络”，尽管成功者永远是少数，但不能说多数人对此不羡慕。因此我有一个也许不太准确的总结：80年代出思想，90年代出学问，这十年出项目大户和学术明星。我不想评价此中变化的是非得失，只是遗憾知识分子的交友和切磋越来越少。
如果对此说不以为然，不妨对学术会议的情形略作回顾：20世纪80年代学术会议有大会发言、分组讨论，历时三四天还觉得言犹未尽；90年代的学术会议，如果有三天以上，一半时间是参观游览；而近几年的学术会议绝大多数不超过两天，一天的会议不在少数，而且往往是会议开幕式官员一大排，合影后迅即跨进轿车绝尘而去；会议进行到一半，本地学者多半就打道回府，外地学者则溜号游玩，或被请去讲学，剩下的时间只好让学生充数和主持人为难。近几年尤其流行所谓“高峰会议”或“高端论坛”，花大钱安排一流食住和会场，请来退而不休的政界上层人物和境外国外人士，就“大题目”作高、精、尖的研讨。可惜的是最后往往连一本有分量的类似于“经世文编”的东西都没有，为之捧场的报纸上的发言摘登，仍然是一些稍有见识的人都曾想到或讲过的话，鲜有新意。
话说回来，虽然三十年来风气凡三变，冯先生和我们聚首的机会却非常之多。20世纪80年代学术沙龙的情形就不说了，以后无论是在本地的或外地的学术会议上，或者在两校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时，一年数见是经常的事情。在与冯先生的交往中，对冯先生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忙。例如80年代初的一个寒冬，在湖北大学作了一天的明清文化座谈，晚餐后有车送我们各自回校，顺道也送了冯先生去武昌火车站，原来他要赶去北京，参加那次著名的文化史讲习班。听说那次的讲习班有梁漱溟等老先生亲临讲演，但时近岁末，我们都打算留在家中“忙年”，而冯先生却以为机会难得，于是报名当了“学员”，所以同车的萧萐父先生称赞冯先生“好学不倦”。
1984年在郑州举行第一次近代思想文化讨论会，冯先生也去了。参会之余，他忙着校对河南教育出版社给他出版的《张之洞评传》。1989年暑假，在湖南慈利和张家界出席一次什么“学术联会”，“联会”的名字怪怪的，后来果然是一个大杂烩，倒也名符其实。适值“六四风波”刚过不久，人们的思绪尚未平复，置身神奇的湘西山水之间，至少我是有遁迹桃源，把一切抛诸脑后的虚空之念。但是冯先生仿佛是山水助文思，有空就赶写什么书稿。所以冯先生的忙，实由于其好学。古人珍惜时间，如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人利“三余”时间治学，称“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而在冯先生的生活中，不仅“三余”，还有会议之“余”、观赏之“余”、饮食娱乐之“余”，统统都利用上了。于是才能集腋成裘，成果迭出。
对冯先生的第二个印象是他的与人为善和助人为乐。还是20世纪80年代，我和本所的严昌洪先生曾应冯先生之邀，参加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词典》的编写工作；又曾和冯先生及已故的唐文权先生一道撰写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化观》。前者历时甚长，后者则要求甚高，工作中我们都是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而冯先生总是耐心听取，择善而从，因而多次合作都愉快而且成功。90年代初，我写了四十来万字的《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付梓之前请冯先生拨冗赐序，冯先生欣然命笔，除称许拙著“体例周严，条贯清晰，评析公允”之外，犹借顾炎武批评部分学人辗转抄袭的不良风习为“买旧钱以充铸”，把发掘直接资料喻为“入山采铜”的名言，肯定拙著“在占有第一手文献方面用力真切”，使我深受鼓舞。也正是在冯先生的示范之下，我也逐渐改变了自己重思想轻资料的毛病，自此较为注重实证研究。
冯先生的与人为善和助人为乐还体现在很多方面。诸如各种成果鉴定，对于真正的学术成果，他总是充分肯定誉扬；对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在予以肯定和鼓励的同时，委婉而又独具慧眼地指出有待改进提高之处，使答辩人和旁听者都深受教益。近几年我的好几个学生曾向冯先生求教或求助，只要力所能及，冯先生总是立即施以援手，屋乌之爱，令我和学生感铭肺腑。
对冯先生的第三个印象是他的学人本色和学术品位一贯。前面说过，冯先生和我们都生活在未必尽如人意的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剧变风气的包围和驱迫。但无论在什么场合，冯先生从不发违心之言，不故作哗众取宠的大言高论。冯先生比多数学术明星更有学问功底，在青年学生中存在众多“粉丝”，但冯先生的志趣只在“学术”而不在“明星”，因此我所读到的冯先生的著述，听到的冯先生的发言，丝毫不见矫情、作秀的色彩。厚积薄发，以十当一，恰恰与以一当十，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作秀者相反。
冯先生始终保持着学人本色，坚守在学术园地，永无止境地开拓和深掘。从最早的《明清文化散论》、《张之洞评传》，到中期的武昌首义研究和《中华文明史》，以及最近几年关于“封建”概念的精审辨析和文化语义学的开拓性研究，都一直实践着思想和学问的高度结合。“求是”和“求真”构成了冯先生的学术品位和学术境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探究，对张之洞等历史人物的公允月旦，对“封建”理论的科学考索，都不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这些已经引起不少好学深思者的共鸣。昔年章太炎先生曾对其弟子感喟：为学“淹博难，精审更难，识断尤难”，冯先生就一直走在攻克三“难”的治学之路上。
（罗福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