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冯天瑜先生在文化史领域潜心耕耘数十年，含英咀华，熔钧文史，一空依傍卓然成家。每当我读到《论语·子罕》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眼前就会浮现出先生的形象。确实于我心有戚戚焉，感谢古人言我所不能言。先生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纵横驰骋于文化史的原野上，将思想结晶一一演绎成金声玉振而意涵隽永的文字。除学问的博通气象外，先生的书法和绘画也受人称道，在此不必赘言。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阅读先生的《中华文化史》（与何晓明师、周积明师合著）。此书一版再版，成为文化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虽然我爱不释手反复阅读了近20遍，但因禀赋和学识所限，对其中的义理依然不能真切地领悟。后又相继阅读《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封建考论》以及《中国文化生成史》等扛鼎之作。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惊诧于先生闳阔的视野、缜密的思辨以及非凡的才识。先生从义理阐发到语义考辨，莫不“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经过多年的阅读，我渐渐意识到，先生的研究方法的确是独具一格，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立体的坐标系中，不仅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其变迁之规律，而且从共时性的角度于比较中凸显其内涵及特征。诚然，这种研究方法若不具备洞察的睿智、深厚的学养实不能及。倘若强行效颦，恐有画虎类犬之虞。“学如弓弩，才如箭镞”，此之谓也。

先生曰：“文物是文化载体，不应降格为金钱的等价物！”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在孜孜逐利的社会中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先生不仅如是言，而且如是行。在将古钱币数百件捐给湖北大学后，2020年先生与其兄冯天瑾又将家族珍藏文物及艺术品捐赠给武汉大学。这种嘉惠学界的义举实令人赞叹钦佩。诚然，这些文物对于开拓与弘扬文物的历史内涵、学术价值、美学价值的意义自不待言。

先生之为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先生是温和的，也是严厉的。对待学生后辈，先生循循善诱不知疲倦，多有提携奖掖。对待学术学问，先生执著追求严于律己，“勤勉不敢让人”，发愤忘食乐在其中。对待歪风浊流，先生正气凛然义正辞严。不过，也因此招致一些物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议往往不攻自破烟消云散。毋庸置疑，先生是坚强也是乐观的。虽然饱受病魔的折磨，先生依然精神矍铄，笑对人生。这种坚强乐观，源于强大的内心而外化于日常言行之中。

先生之惜时，也常常为人所乐道。在先生工作的地方，一幅对联“曾三颜四，禹寸陶分”极为醒目。珍惜时间、砥砺品行是我们要终生坚持的，先生身体力行垂范于前。2009-2012年，我有幸游于先生门下，曾亲眼目睹先生匆匆穿行于校园之中。先生说，不能将时间浪费在路上。有一次，先生入院动手术前，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我心中不忍劝他好好休息，在他坚定的眼神下，我只能欲言又止悻悻而退。

在我的眼中，先生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有着事事关心的家国情怀，有着“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使命感。正因为纯粹，才有“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光芒，才能不物于物和光同尘；正因为纯粹，才能气定神闲笑看风云；也正因为纯粹，才真正难能可贵地站在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每当想起先生，常有“巍巍乎若泰山”之慨，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先生治学为人给我的启示。

（余冬林，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