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作为大龄考生，选择冯天瑜教授指导攻读博士学位，收获满满。回首一步一步地前行，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恩师印象，最有感触的印记是：学养专深而博大、为师从严而不厉、禀赋敏锐而睿智、做人坚毅而不畏。

印象之一：学养专深而博大

1994年，冯天瑜教授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我专选“中华元典精神”课程修习，在课堂上初识冯教授。我主攻明清史，对先秦历史文化知识浅薄，当讲到公元前6世纪几大文明古国，“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精神飞跃时期”，出现了“构建观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文本，成为延传后世的经籍”，被称作人类精神枢轴形成的“轴心时代”。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与关注。开始领悟冯天瑜先生提出的“元典”文化新概念，明白正处于人类文明史上“轴心时代”的西周东周时创作的“五经”“诸子”典籍，蕴含着中国人的基本理性思维和哲学思想，称之为中华元典精神，认知元典的生成、构成历史及其所反映的中华文明之特质。尤其是当听到异域元典各板块从起源乃至文化流传，其地域分布之广袤，在脑海里一时难以全盘构图，没想到冯先生在黑板上快速勾画出世界地图，在印度河流域标示出印度元典、在东地中海标示出希腊元典、在两河流域和埃及两大古老文化地区之间标示出希伯来元典，对元典产生的自然生态和人类文明进程一图解析，豁然解疑释惑，进而引发联想大河文明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渊源关系。他不仅将元典文本意蕴研究与元典精神的现代阐释引申相结合，讲授语言生动，知识面广博，而且绘画功底卓尔不群，讲课达到这种境界是我一生的追求。冯先生的学养是从童子功练起的，自小学课余就跟随母亲在省图书馆孜孜以求，博览群书，可谓根底厚实。此时作为武汉大学讲堂上执教鞭的我，尽管有了十多年的教龄，自认为还站在珞珈山脚下，需奋力攀登，于是下决心报考冯门攻读博士学位，没有功利驱动，只为用继续读书而得来一次生命的超越。

印象之二：为师从严而不厉

考上了明清文化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后，有了更多向先生学习请教的机会，除了听课和学术报告及研讨之外，得到的大多是学位论文指导，我做的选题是对中国古典园林首部理论文献《园冶》的研究，冯先生认为此研究的学术前史只是集中于对园林技艺研究运用，选题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园冶》文化的系统研究很可能做出创新性成果，这对我找准选题的切入点很有启发。并且，要求广泛阅读，不局限于园林专业领域，必须涉及历史文化学及中外哲学美学和艺术学等。给我开出了必读的文献清单，还从书柜中抽出《世界艺术史》等书交给我。遵照先生的指导，掌握慢—快—慢的节奏，读书梳理资料需花费时间可慢，撰写一气呵成要快，修改定稿要缜密可慢。当我交出写作大纲时指导我作了修改，将《园冶》有关造园本体的内容略去，待著作出版时再完善，学位论文重点在于对《园冶》文化圈层做创新性研究，在原创性和重构性研究上下功夫，这样使我明确了研究的重点和着力点。我于2003年暑假开始撰写论文，至临近寒假完成，期间按要求写完一章交一章，尽管先生从没严厉批评我拖延，而这种无声的敦促，使我一天都不敢怠慢，将手中的系主任、研究院院长、主持旅游规划项目等公务和家务一概放下，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完稿、提交外审和答辩。记得正值2004年春节，导师推举国内历史学和园林学的顶级专家写评阅意见，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学部委员陈祖武研究员和中国工程院园林专业院士陈俊愉教授利用节假日评阅我的论文，都给予了优等成绩，答辩通过后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得以通过，深感经历了一次写作系统工程：阅读—提问—选题—阅读—拟纲—修改—资料长编—撰写—修改—答辩—修改—充实—出版，前后历时十年，让我享受到“读书—写作”过程所带来的精神力量。还没想到的是《<园冶>文化论》专著出版后，在风景园林学界业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时任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的陈晓丽女士看到此书后，专门找到我交谈，希望在风景园林学科领域理论与历史专业方向上多作贡献。在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深感在导师高标准要求和高屋建瓴的点拨指导下，才可能出有质量的成果。

印象之三：禀赋敏锐而睿智

冯先生做学问善于发现问题，在查阅文献、交谈讨论过程中，往往会敏锐地发现值得探究的问题，从不愚从盲从权威观点和已有定论，而发掘被忽略的研究领域和创发独到的具远见卓识的观点。

前不久有幸接受《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年》纪念册排版工作，从中了解到进入21世纪的20年来，冯先生带领中心的师生为中国传统文化学科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冯先生作为中心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身先士卒，做出了表率，亲自主持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出版了30多部学术专著，年年有新书问世。尤其是论著不乏新视角、新概念、新观点。

1998年至1999年先生在日本爱知大学中国学部任兼职教授和至2001年在日本讲学期间，发现东亚同文书院从清末至1945年，每年派学生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呈送调查报告千余份，在中国调查资料内容之详尽、涉及领域之宽广、运用方法之先进是空前的，不失为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的极其重要的资料。爱知大学方专家说，那么多中国学者来校访学，唯有冯先生发现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的极高价值，可谓慧眼识珠。回国后先生于2012年组织编译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于2020年主持申报成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可见，只有厚重的知识积淀底蕴，才能呈现科研成果换发的智慧之光。

印象之四：做人坚毅而不畏

冯先生做人践行冯氏家训：“远权贵，拒妄财”。

求真不屈权贵。冯先生对学术问题不从含糊，考证求实，论述求真。所著代表作《“封建”考论》，涉及到自秦始皇至清代鸦片战争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之三封建社会的命题，冯先生不顾这一论断早已被中国最高学术权威认定，并且写入了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而是从厘清“封建”概念严密的坐标系入手，“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封建’被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通过对古今中外相关论断引经据典，进行全方位的充分论证，得出结论：中国的封建制确立于西周，发展于东周，为封建社会形态；而自秦汉以降，中国是典型的君主集权专制社会。《“封建”考论》于2006年问世，至2020年发行了五版，在学界、政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评价很高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而反对的呼声也很高调，还不乏学术权威人士。故而，在约十年前，因《“封建”考论》，被戴上＂反马克思主义＂＂否定民主革命＂＂否定新史学成就＂三顶大帽子。对此冯先生以史实考据和马克思原著的论述为依据，加以辨析，坚持己见。现今仍风趣地说：“好象人还站立着，并未被压弯了腰。”铮铮风骨，浩气凌然，令人敬佩。

坚韧不畏病痛。多年来先生承受着心脏病和癌症的疾苦，不仅配合医生做各种大难度的治疗，能坦然面对，与疾病共处，一次次闯过惊险难关，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而且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忍受麻木、酸痛的侵袭，往往道法自然，泰然处之，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是无法承受的。其精神物质支柱是什么？我想是对学问不倦追求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直以来，无论是在办公室、在家、住院，先生都持之以恒地阅读和写作，节假日伏案是常态，勤耕而不辍。而且，还坚持为我校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化元典导论》通识课程的“轴心时代元典创制”专题；应邀作学术主旨报告、专题演讲，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奉献一切，活力无限。可见，信念坚定而意志顽强而坚不可摧，正如宋·苏轼所言“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张薇，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