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

----记冯天谕先生对我的教诲

涂文学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我考上了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的历史系。经历了文革那个文化生活贫瘠的年代，又长期生活在农村，我未能扎扎实实地读过书。因此，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自然是十分珍惜。当时，武师的学习风气也十分之浓厚，每天晚饭后，图书馆的门口便排起了长龙，大门一开，大家蜂拥而进，挤破脑袋抢占座位，成为校园里最为抢眼的独特风景。

武师历史系在文革期间曾一度停办，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恢复，我们正好是其恢复招生后的首届学生。我记得当时教我们的老师们都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原本就是这里的老师，因为文革时被下放农村，或到中学教书，现在又重新被召回岗位；有的是从其他地方选调而来。印象中的老师们都是年富力强、充满活力的，特别是由于几乎十年未做研究工作，重回高校后，都怀着一股子要把十年损失的光阴迅速弥补回来的激情，一个个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研究着，积攒多年的学问热情这时一股脑地喷薄而出，有的老师一年就发表了十来篇论文。历史系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活力的单位。

1979年初，我们又迎来了一位新老师，那就是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冯先生的名字早就是如雷贯耳，他在思想文化史领域的成就蜚声全国。先生原本是学生物出身，其父冯永轩先生出自清华研究院，师承王国维、梁启超等近代学术大师，由于这家学渊源，先生转入历史研究。他到武师给我们讲课时，正值不惑之年，精力旺盛，思想敏锐。我们从未想到在武师这样的非重点学校能接受像冯师这样著名学者的传授教诲，全班同学都欢呼雀跃，因此，对于冯先生的到来，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

天瑜师主讲明清史和明清文化史两门课。先生并不是很善于言辞，不属于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家，但他的课却深深把大家吸引住了，这和其独特的讲课风格颇有关系。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讲授的都是他自己的读史心得和研究成果，发人所未发，富于真知灼见。特别是明清文化史专题课，讲授的都是一些明清文化史的重大题目，如明代理学流变、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明清类书丛书编纂、明清启蒙思潮及市民文化、明清文字狱等问题。冯先生认为，明清时期进入了传统文化的总结时期，此时一方面传统文化有着博大的气象，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类书、全书的编纂；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步入暮年，文化亦出现了复古、没落的趋向。一方面，明清之际，传统专制社会出现了解体的征兆；另一方面，近代社会曙光微露，与古典文化烂熟相伴随的是新的文化现象开始萌生，如西学东传、市民文学勃兴、启蒙思想发端等等。先生对明清文化史时代特性的准确把握令人钦佩，给人启迪良多。

令我获益匪浅的还不单是先生许多新颖的学术观点，更在于他那全新的学术视野。过去人们习惯于就史学论史学，就文学讲文学、就哲学谈哲学，先生却从文化史的视角介入，将史学与文学、哲学打通。当时文化史刚刚被人关注，文化热远未兴起，先生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其思维方式和研究成果给学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比如，先生在谈到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晚明市民文学时，都不是就文学论文学，而是放在文化史的视野下去看待。先生认为，有明一代，社会经济正酝酿着重大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阶层登场，这些都对文学影响甚钜，反映日常生活的市民文学强烈冲击着趣味高雅的正宗文学。小说作品虽然是文学创作，但其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状貌有时比史书的记载更真实、更生动。先生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评述来证明这一点：“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因此，先生的讲课内容，既有具体的哲学史、文学史的知识，又能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融通，让人领会具体历史、文学、哲学知识之外更丰富、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另外，对于中国古代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如宦官干政，先生除了讲述它出现、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它是专制集权体制上的一颗毒瘤以外，还从文化的角度讲述了宦官干政是如何影响明代文化的：宦官是明代酷烈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推行者，文人与宦官的矛盾冲突是明代的重要文化现象，揭露宦官罪恶、反映民众与宦官斗争成为明代文学作品和史学著作的重要内容。先生的这些成果，后来都收入了他的专著《明清文化散论》。著名思想史学家邱汉生先生如是评价该书：“书中的内容涉及这一时期的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各个领域，视野很宽广。它是通过若干具体问题的阐扬，反映这个宽广面的，论述很丰满、深刻。……确是读者在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等史著之外所想寻求的书籍。”

先生幼承家学，母亲又在省图书馆工作，得以博览群书，用先生的话说，少年时代是书堆里泡大的。先生知识渊博，爱好广泛。因此讲课时总是旁征博引，经典、史料信手拈来。但又绝对不是食古不化的老学究，他的引经据典，都是有鲜明的观点指向的。当讲到一个问题时能够跳出当时的历史，用中外经典作家的名言解读这些历史现象产生的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动因。如讲到中国的科技发明时，先生就曾引用了雨果的一段话：“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机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先生曾著有一篇《孔子重人文斥技艺的历史评价》对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轻视自然、轻视科学作了深刻的反思，谈到明清之际为什么无法产生现代科学时，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能够引发人们思考具体历史现象后面的深层次文化动因。

先生善于通过比较研究来分析历史现象。有分析思想文化现象来龙去脉的纵向比较，如在讲述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时，先生就从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追溯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从这一思想渊源来看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地位；讲明代文学复古主义时就追溯到了唐宋古文运动，对两者进行比较，认为二者虽然相似之处甚多，但精神气骨却大异其趣。唐宋古文运动虽以“复古”为名，其实是要以古代优秀文化为利器，开拓一条文学发展的新道路；明代文学复古主义者却不仅在理论上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号召，在创作实践上也是处处模拟古人，形成一种拟古运动，反映出两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的巨大差异。鉴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较为繁杂，市民文学启蒙思想等新文化现象的出现，先生研究和讲解这些专题时，更多的采用了中西比较即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如在讲述明清社会和文化特点时，先生就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和市民阶层出现？”通过和西欧进行比较，先生认为，明清两代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由于实行科举制度，朝廷可以通过吸收各阶层人士参与政权，从而扩大统治基础，以保持政权稳定，不须与市民结盟，而在西欧，王权为打击封建诸侯的割据势力，必须赢得城市市民的支持，与市民结盟，并采取若干措施促进统一市场的建立，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虽然有资本主义萌芽，专制王朝长期奉行“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政策，抑制了工商业和工商阶层的生长和发展，以工商业为主要功能的新兴的城市也未能形成，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先生的这些比较研究对我后来进行城市史研究的影响十分深刻。

在先生的启发下，文化、学术基础十分薄弱的我慢慢被引入了学问殿堂，探究思想文化史的兴趣被调动了起来，特别是对明清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一些新现象萌发了探究的兴趣。常常大着胆子去先生家里请教。当时武师条件很差，先生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不到30平米的陋室里，卧室书房不分。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少不更事，常去先生家里请教学问，有时甚至三更半夜去敲门，多次打搅了先生的夫人、孩子，但是先生毫无责怪之意，总是热情相迎，悉心解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后来，我冒昧提出请先生指导我写研究论文，先生欣然应允，提出了从“三言”、“二拍”来看明代的社会变迁这个题目。为了让我把这篇文章做好，先生把家传线装本“三言”、“二拍”借给我。时值寒假，先生又专门写信介绍我去湖北图书馆借阅资料，在先生的指导下，写成了文章《“三言”、“二拍”表现的明代历史变迁》。正是在写完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进一步形成了我对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兴趣，奠定了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这以后的三十年时间，我的研究兴趣一直放在思想文化史上面，如“春秋与中国文化”、“黄宗羲与孟德斯鸠的思想异同比较”、“五四与中国近代学术”、“两湖士林风气和武昌首义的文化渊源”等等。后来虽然转向城市史研究，但所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城市文化，这一切都来自先生对我的深远影响。

先生的耳提面命、具体指导对我学术研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启示，也就是说，先生不仅授人之鱼，更授我以“渔”。比如关于用比较法进行研究，关于文化史的视野，都直接影响我的研究。我的将《黄宗羲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异同之比较》，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先生的直接指导。后来，我研究城市史，尤其是武汉近代城市史，我习惯于以文化视野来观察武汉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许多独有现象，显现出先生研究方法对我的潜移黙化。我研究城市史时，为解答“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城市”这个韦伯之问，不仅从城市功能角度作了阐述，而且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寻找深层次原因，这方面，先生早年关于中西思想对市民的不同态度之比较对我有直接启发。在研究武汉近现代以来的一些现象时，如武汉对外开放为什么晚发早至？武汉近代工业为什么起步早，后劲乏力？武汉作为一个商业都市却缺乏晋商、徽商那样的本土商帮等现象，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从文化角度切入，颇有一些新意，取得的成果在社会上取得了较好的反响，这显然得益于先生研究方法的熏染。先生早年给我们讲王夫之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曾经讲过王夫之的“势、理、天合一”历史观。其中尤讲到“势”。先生从王夫之关于“势”的定义讲起，介绍其论“势”的两个显著特色；针对性和战斗性。“势”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作用表现为“趋势”的不可抗拒，左右着历史的进程。王夫之以“势”论史，启发我们从历史发展全局的总趋势看问题，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将人和事摆进特定的时代环境、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中加以考查。我后来思考明清以来武汉发展盛衰规律，先生讲到的王夫之“势、理、天合一”的历史观，启发了我的研究思路，于是我从“时势”---国家政策，天下大势；地势——交通格局，商路格局，地理环境变迁；“趋势”——城市功能的演变趋势等三个方面对明清以来武汉城市发展规律进行解读，指出由于这三种“势”，既推动了明清之际、清末民初、建国初期三次发展高峰的出现，还是因为这三种“势”，使武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发展衰退和改革开放初时发展缓慢，比较优势的丧失。

如前所述，在写作《三言二拍表现的明代历史变迁》论文之前，我从未写过学术论文，因此我的学术研究生涯是在跟从先生做研究开始的。回想起来，当时我请求先生指导我写研究论文，确实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冒昧，一是我初入历史学殿堂，史学知识可说是一片空白，毫无学问根基；二是过去虽然写过一些通讯散文之类的文章，但从末做过研究论文，下笔不知从何处写起，先生教我可说不厌其烦，历时二年，数写其稿，是先生教会了我怎样做研究，怎样写学术论文。记得当时，初涉研究的我很短时间内就洋洋洒洒完成了三四万字的初稿，先生看后，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说我的文章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看到材料，未见观点，对我说“不能让材料淹没观点”，“材料要为观点所用”，这些教导使我受益终生。先生对我的指导，非常细致具体，像批改小学生作文那样，亲自动手，逐字逐句的修改。先生不仅思路宏阔，而且文笔优美，不仅善于以简练的笔墨表达深刻的学术观点，还长于以散文笔调来描述和展现当时的历史场景，如这篇文章结尾一段话就是先生亲自加上去的，“三言”“二拍”所展示的生活画卷尽管色彩斑斓，百态千姿，但应归结起来，他们所反映的历史真相是：明代显然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活动，尽管如此，“三言”、“二拍”所表现的带有近代意味的生活场景，其清晰程度与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它们好比是在乍暖还寒的冬春之交，自然景观一片肃杀，但在某些洼地，开始萌发着青草的嫩芽，这些嫩芽还很不起眼，但毕竟预示着春季将要来临。

先生指导我写论文的事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许多生动的细节却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先生是我学术研究的引路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先生的引领和教诲，我可能至今还是史学殿堂的门外汉。先生奖掖后学、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我应该永远铭记于心。先生七十寿诞在即，谨以薄文，略表感佩之情。

（作者: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