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忆旧：与冯天瑜先生交往十年记

武汉出版社 胡  新

时节如流，岁月不居，因做书与冯天瑜先生交往，掐指数来已有十年。时间对芸芸众生都是公平的，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少，这既是我的十年，也是先生的十年，更是一个编辑与作者以书为媒愉快合作的十年。十年，在时间长河里可忽略不计，但在俗人短短数十载的生命里，不可谓短。其间所发生之事，亦足可铭记一生，影响一世。

一、《中华文化元素丛书》

2011年6月28日，我只身登上火车，度过漫长的十几个小时，于次日清晨终于到达目的地——“北国春城”长春。稍事休息，我前往长春出版社办理入职手续，下午正式上班。试用期间，我对手头分配的书稿质量颇有微词，表示想要做自己策划的选题。出版社对年轻人很宽容，允许新编辑亏本。半年后我顺利转正，提交了一套文化史丛书的选题策划方案，得到了部门主任的支持。

春节返长途经武汉时，我拜访了华师姚伟钧教授，聊起正在策划的文化史丛书，姚老师提议邀请文化史名家冯天瑜先生担任主编，他来协助。我素仰冯先生大名，读研期间曾多次在武大听他讲座，如能请到他当主编，则丛书必成。但此时我与先生并无直接交集，大喜之后，面露难色。姚老师宽慰我道：“你回去后先向社领导汇报，立项了我来做工作，争取促成。”

返回长春后，我速将此情况向社里反映，得知丛书由冯先生领衔，选题很快获批立项。我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向姚老师汇报。在他的安排下，2012年3月12日，我与社科编辑室张耀民主任飞抵武汉，在武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先生的办公室会面。上午10点我们到时，先生已等候多时，微笑着在门口相迎。姚老师作简单介绍，谈话就进入正题。我先把选题情况略作陈述，先生稍加思索后表示认同该选题，但方案还需细化完善，由姚老师和他一起来主编。随后，先生一边发表高见，一边提笔修改方案，还当即联系了北师大萧放教授等几位作者约稿，效率极高。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打印选题方案的纸上正反两面被先生写满。姚老师遂提议边吃边聊，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已安排好在小观园为我们接风洗尘。离开办公室时，先生见我盯着墙上的一幅字，便走上前告诉我这是饶宗颐先生手书题赠他的苏东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不仅词好，书法亦佳。

梁、王题赠永轩公字幅

饭后我送先生回家的路上拉了些家常，得知我是黄梅人时，先生亲切地喊我“小老乡”，在听说我入行不到一年时，先生有些惊讶，对我竖了个大拇指，表示一定支持我把这套书做好，还邀请我进他家坐会。甫一进门，我抬头就看见王国维手书题赠永轩公的陶渊明《饮酒诗》，转身又看到墙上挂着梁启超手书题赠永轩公的一副宋词集句对联，如同步入庄严圣殿，不由心生敬畏。

先生请我坐下，端来茶水后向我讲起了永轩公与墙上字幅的来历，目光严峻，语气舒缓，偶尔提高语调，铿锵有力，虽面色平静自然，但我却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内心的波澜起伏，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先生和永轩公的故事，颇受震撼，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的心里种下了将来有机会出版永轩公遗物的种子。出门时，我向先生发出来长春签约的邀请。

此行之后，我与先生的联系日渐密切，《中华文化元素丛书》也步入正轨。4月26日，社方正式邀请先生来长签约，我承担全程接待工作。但实际上我并不称职，每天到下班点先生就催我回去，如我滞留即严厉批评教育：“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要抓紧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去麻烦别人，你在身边我会感到不安。”我悻悻而归。当然，如有问题向先生请教时，他则永远是和颜悦色，耐心解答，令人如沐春风。

其间，先生在新民宾馆认真地审读了作者交来的大纲和样章，并逐个与作者电话交流，提出修改意见，众作者心服口服，欣然接受；还在较短的时间内写好丛书总序，反复修改十余次，定稿后方让我发给作者参考。晚餐过后先生的身影就出现在新民大街，一边观赏“伪满洲国八大部” ，一边向我讲解这些日式建筑的模仿原型和建筑风格，更多的则是对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的憎恨。

4月27日下午，宝成关老师邀请先生在吉林大学作学术报告。主持人在致辞时强调“冯先生是被毛主席表扬过的，毛主席曾说‘小冯比老冯强’”，话音未落，先生接上“我冯某人取得的学术成果不是毛主席表扬出来的”，底下顿时响起一片掌声。4月29日，参观完宽城区沙俄遗址、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后，先生又兴致勃勃地前往伪满洲国博物院，在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第十一子张仁乐的照片前停下脚步，指着照片回头对我说：“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先生参观伪满洲国博物院

2013年1月14日下午，《中华文化元素丛书》编委会在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会议室召开，先生提前到会场，会上全力支持我对书稿提出的修改意见，会后又与大家共进晚餐。翌日，我赴西安拜见张岂之先生谈《侯外庐全集》（张先生为我导师刘固盛教授攻读博士后的合作导师，刘老师推荐我联系张先生，该选题后改名《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出版事，出发前向先生电话辞行，才知道先生昨天是抱病坚持出席，今天一早就住院治疗，既感动又自责。

7月21日，先生因要出席8月初在哈尔滨举办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会议，提前到长春对丛书进行审稿，同时对《中国文化生成史》做最后的定稿工作。某日中午我去先生入住的意江南酒店拜访，快到门口时，清洁阿姨神秘兮兮地向我打听房间里住的是个什么人，别人来长春是休闲度假，这位客人每天用餐后回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真是个怪人！我敲门进去，先生正哼着小调，拿着书稿踱步，桌旁还放着早餐剩下的半个馒头，乐在其中。

7月30日，先生和我等一行人去长白山，一路饱览美景，称赞长白山为风水宝地，并向我们讲解当地地形地貌、历史人物、风土人情等，还随手画出地形图指给我们看，其对长白山之熟悉程度较本地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们非常诧异。有人问先生是否做过功课，先生笑答道：“我三十年前曾撰文《吴禄贞与延吉边务》，查阅了相关资料。”随后，一行人皆饶有兴致地听先生讲解该文的思路和内容。事后我回长下载该文，与先生所述基本不差，其记忆力之佳，令人叹而观止。途中，先生坚持到“戍边楼”遗址凭吊吴禄贞，还去延边州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并向社长强烈建议出版《清末延吉边务》一书。

《中华文化元素从书》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文件

由于资金所限和个别作者进度滞后，加之编辑力量不足，丛书的出版一波三折。2015年底，《中华文化元素丛书（第一辑14册）》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这是长春社主题出版实现零的突破。结果公示后，出版社高度重视，加强了编辑力量配备，进度也随之加快，2016年底丛书正式出版后又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后期资助。而我则在2016年11月做完该书的大部分工作后，即任职于千里之外的南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丛书出版后两月，我收到了师弟李春龙寄来的一套样书，给步入而立之年的我一份厚礼，也给我在长春出版社五年半的时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二、冯氏三藏

2014年8月4日，先生第三次来到长春，此行主要目的主要是为《中华文化元素丛书》第二辑审稿和修改《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书稿。恰逢赶上第三届长春国际陶艺作品展，先生小试牛刀，现场创作了李白、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数幅人物肖像瓷板画，引起国内外艺术家的围观。

先生创作瓷板画现场

半月后，我陪同先生返汉。次日，我去先生府上拜访，正好遇到他在整理大哥刚寄到的永轩公的藏品。永轩公生前节衣缩食，购藏一批典籍、书画和钱币，典籍在“文革”前后大部分送往湖北省图书馆保护起来，钱币捐给了湖北大学，书画（含信札）则分散于先生五兄弟之手。此前湖北教育社曾出版过《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只收录了一部分，恐再难见到永轩公收藏全璧。一声叹息后先生沉默不语，空气顿时凝固。见此情景，我向先生提出由长春社修订再版，争取全璧面世。先生摆了摆手，说出此书成本较高，还需到其他四兄弟家拍摄，费时费力费钱，且销路不会太好，不能让出版社赔本。我坚持回去向社里汇报后再说，先生同意我试下，但叮嘱千万不要勉强。

1950年代先生全家福

我回长后把此选题报到社里。鉴于之前的良好合作关系，社里又很快通过。我当即回报，先生很高兴，随即与我讨论出版方案：机会难得，要尽量收全，除了永轩公遗存的藏品外，还有先生自己四十余年来的书画收藏，分为藏墨和藏札两册出版，并约定一旦他安排好后就带人前来拍摄。最后，先生还坚持自己补贴出版社七万元出版费（当然最后都以样书抵扣了）。

很快我就收到先生的电话，告知已安排妥当，速来拍摄。9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我与王国擎总经理（社长助理）、摄影师赵刚（先生赐雅号“赵一拍”）到先生府上开始拍摄，我们从早到晚一连拍了三天。最后一天我们进门时先生不在家，刘老师（冯先生夫人）说他出门就回。几分钟后先生满头大汗地回来，手中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3支冰棍，一一分给我们后，先生才擦了擦额头的汗说：“天太热，给你们每人买了一支老冰棍，赶紧吃。”我们三人相视无言，默默吮吸，心中却荡起一片涟漪。

藏墨与藏币拍摄现场

四册信札需要高清扫描，先生思考片刻，便做出让我带回长春处理后再归还的决定。十一我回到武汉，次日交还四册信札。7日上午9点，我与王总、赵刚在北京火车站汇合，一碰面就打车直奔先生大哥家拍摄，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去先生二嫂家，并带回先生大哥家四册信札，当晚返长。

10月28日，我与王总、赵刚又赴青岛先生四哥家拍摄。因摄影师出现突发情况，部分藏品只得带回长春拍摄。11月14日，我将带回的藏品送归先生家，又与王总一行去汉口先生三哥家连拍三天，带回信札六册扫描。22日，我飞回武汉送还六册信札。此后一个多月里，先生及其四哥又数次翻出若干藏品，或自己拍摄后发我，或带回长春拍摄后送还。每次带着藏品登机时，我都暗暗祷告：可千万别出事，包里的藏品可比我的性命重要多了。此外，还担心藏品被安检人员扣留和没收。某次过安检，检查人员指着曾国藩的对联真迹等向我询问情况，我忙说是赝品才放行，背心惊出一身冷汗。

永轩公藏曾国藩手书对联

至12月中旬，两书才正式进入编目整理工作。一开始，先生就提出对所收录的书画和信札要进行辨伪、文字释读和句读、印章识别、作者简介等工作。其要求之高，对于初出茅庐的我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我在对书画和信札做了一部分整理工作后，深感学识有限，加之手头工作繁重，便建议请人帮忙，既加快进度又保证质量。先生赞同此议，请了武大王三山老师、钟书林老师和周宁同学协助他；我则邀请东北师大刘奉文教授、王春伟同学等人协助。此后数年，我大量精力投入整理工作中，每每以破解一人姓名字号、识别一字一印为乐，常有与古人隔空对话之感，早晚与先生交流探讨，往来电邮三四百通，有时候一天三五通。其间之苦乐，非为外人所知。

2015年1月，正当整理工作如火如荼进行时，忽传来先生做心脏搭桥手术，所幸无大碍，两个月后出院，但不久又意外在家摔倒住院。治疗期间，先生不时用手机发来校对的信息，似乎忘记了自己刚做过大手术，还督促加快进度，让我时常感动其学术生命力之坚韧顽强。

冯氏藏墨展首日先生与其大哥合影

经过反复多轮校改，藏墨书稿于8月中旬清样。8月20日，先生来长审读清样，又修改数次。9月20日，藏墨在北京雅昌公司正式印出，我和王总连夜从北京送抵武汉。24日，武汉大学万林艺术馆举办冯氏藏墨展暨《冯氏藏墨》首发式，先生大哥、三哥等家属多位到场，藏墨得到了与会来宾的认可。第二天中午，先生专门设宴招待大哥一家，邀我作陪，兄弟俩感情极好，一家人其乐融融。

先生题赠《冯氏藏墨》给《荆楚文库》编辑部周百义主任

十一回汉，我去先生府上看望，汇报相藏札的进度和遇到的困难，以及手头正在收尾长春出版社首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张岂之先生主编33卷本《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整理藏札精力不济，但可先行上马《冯氏藏币》，提前做完拍摄工作。先生表示理解并同意此方案，三藏之名，至此确定。

12月24日，先生安排妥当后，我与摄影师郝勤建及其助手来到湖大钱币馆，管理员蔡老师积极配合，连续拍摄四天，始告竣工。同学尹阳硕博士熟谙钱币，便推荐帮忙，获先生批准。此时，我向先生提出跟他读博的愿望，由于先生已停招博士，不在招生博导名单之列，便回复要考虑下，还需向武大校方说明。不久在电话里，先生对我说李校长已同意他再招，嘱我好好复习。

然而天不遂人意，2016年刚过完春节先生便告知查出癌症晚期，已入院治疗，读博一事只能中止，且先生说他可随时指导我的学术研究，不必讲求师生名分，还推荐联系我读杨华老师的博士。获悉此情况后，我顿觉晴天霹雳，茫然失措，只有一门心思加快进度，放弃了读博的计划。囿于病情反复，虽然联系没有之前频繁，但每次问候先生时，他都乐观坚强，笑称“要与时间赛跑”，屡次问及进度，并让我寄校样给他。考虑到先生的病情，我只得以整理者未定稿来推延，自己揽下整理、统稿和编校工作，想着等先生情况好点再说。因为工作繁重，还把师弟、同事李春龙拉了进来。

我离开了长春后，《冯氏藏札》和《冯氏藏币》移交给部门张中良主任和师弟李春龙继续编辑。2017年10月，《冯氏藏札》正式出版，三个月后《冯氏藏币》也宣告面世。至此，冯氏三藏历经三年多的时间终于出齐。但物是人非，参与其役者多遭变故，先生的大哥和三哥在2016年上半年先后离世；先生本人也饱受病魔摧残，身体每况愈下；“始作俑者”的我于2017年7月从浙大社辞职回武汉出版社工作，接手后续编辑工作的李春龙远赴广东……

冯氏捐藏馆开馆与先生合影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018年12月3日，武汉大学举行“冯氏捐藏馆”开馆仪式，先生及其四哥将手中藏品悉数捐给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为公用”，冯氏藏品终得好归宿。在活动开始前，先生让跟他一起坐车过去，在家中动情地对我说：“冯氏藏品能得此归宿，我们一家人都要感谢你，你是最大的功臣。如今大哥和三哥已走，如果当初不是你及时处理，哪有今日之事？”我赶紧站起说“不敢当”，只是做了分内之事，虽然后面两书未署我名，但看到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我没有一丝一毫遗憾，相反有一种还清欠债如释重负般的轻松。

冯氏捐藏馆藏品展当日客串讲解员

2019年初，先生委托我联系中华书局修订再版“冯氏三藏”。2021年3月20日，武汉博物馆举办“冯氏捐藏馆”藏品展。展览深受市民观众喜爱，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观展，展期也一延再延。“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冯氏两代学人悉心守护的“冯氏三藏”，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依然发潜德之幽光，普惠世人。有时候我在想：永轩公如地下有灵，当会亦感欣慰吧？

三、《冯永轩手批梁启超王国维讲义两种》

在协助先生整理三藏的过程中，我已知永轩公还存有多册未刊讲义及少量珍贵藏书。其中，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铅印本讲义与王国维《古史新证》油印本讲义最为宝贵，便一直想找合适机会出版。

永轩公藏1926年清华研究院一期生毕业合影

1925年，永轩公从武昌高师毕业后投考刚创立不久的清华研究院，以第二十五名的成绩被录取为一期生，成为梁启超、王国维的嫡传弟子，同学中有刘盼遂、吴其昌、徐中舒、方壮猷等人，群星璀璨。永轩公专修学科为史学，指导老师王国维，毕业论文《匈奴史》，至今仍存有王氏为永轩公开列毕业论文参考用书的墨迹。先生家中悬挂的梁、王字幅，即为永轩公毕业时两位先生题赠留念之物。

先生手绘王国维像     永轩公藏王氏墨迹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是梁启超晚年未竟力作，仅为宏大计划之提纲，被誉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古史新证》为王国维生前最后的讲义，讲义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深远。

永轩公藏王国维、梁启超先生纪念性资料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清华研究院痛失两大导师，也于当年停办。研究院前后开办四期，毕业学生近70人。其中，有50余人成为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可谓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据上述情况可推知，两种讲义本就印数无多，至今已近百年，当属文物，且存世稀少。两册并存者，就我所见，独永轩公一家。永轩公保存本不仅品相完好，还有不少的批注，更是宝贵。

永轩公藏梁启超、王国维先生讲义

《古史新证》讲义中批注达三四百处之多，还附录有王国维若干篇其他重要文稿，以及永轩公的私人笔记。我将永轩公的批注与吴其昌公开发表的一篇课堂笔记对比后，惊喜地发现内容几乎一致，且永轩公记录的更详细、更全面，为王国维授课时的宝贵记录，学术价值重大。《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讲义则是先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启蒙，亦可证文化史为冯氏之家学。受此书启发，先生开启了一系列文化史的思考，先后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等名著。

早在2017年9月10日教师节拜访先生时，我就提出出版讲义，先生笑而不答，可能是担心我才回武汉社给我添麻烦，后来我便一直等待良机。2020年初，对于每一位生活在武汉的人来说，应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记忆。疫情期间我已回黄梅老家，经常与身在疫情中心地带的先生线上交流，为他的正义、勇敢言论摇旗呐喊。返回武汉后不久，我去他府上探望，在门口偶然听到刘老师口中说先生刚过完78岁生日，明年便虚岁八十了。我当即想到要给他送上一份寿礼，当然出书是最合适的。

进入书房时，先生正在聚精会神地看《荆楚文库•冯永轩集》校样，桌上铺着梁、王的讲义。我开玩笑地问了先生明年如何过伞寿，先生说有学生提出过，摇头表示不同意弄，还说吴于廑教授就是传为祝寿累死的。听完此话，我拿起一册讲义问道：可以将两册讲义合并原大影印出版吗？先生笑容灿烂，满口同意。回去的路上，我心中一阵窃喜，这不就是最好的寿礼吗？先生素不喜别人吹捧，但给永轩公出书他是不会反对的。且此两册讲义本就是梁、王晚年的代表作，不管是从学术价值、文物价值还是从文献价值来说都十分珍贵，更是理解清华学脉与冯氏学术交融的关钥。

回到社里后，我把讲义以“冯永轩手批梁启超王国维讲义两种”为题申报了选题，在选题会上详述了该书的价值和出版意义。选题通过后，我立即与美编沈力夫商量拍摄制作，并设法筹集出版经费。经四处化缘，该书得到了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的支持，被列入了资助计划。

2020年教师节当晚，姚老师门下众弟子聚首。席间，千杯不醉的任师兄跟我说想把冯氏藏品借到市博做一次展览。几杯酒下肚，我也拍着胸脯说来促成此事，并把我正在编辑讲义的事情向他透露，还建议在先生伞寿时展览开幕和新书首发式一起举行。两人一拍即合，越谈越欢，推杯换盏不断。

不久，任师兄调往江汉关博物馆任副馆长，展览一事王馆长交给丁燕主任负责。先生对展览事非常支持，多次电话武大校方提供方便，还亲自挑选展品目录，指导展品排序，改定展览前言。听说展位还有空间时，先生又拿出了家中的部分藏品供展。

先生题赠《冯永轩手批梁启超王国维讲义两种》

经过半年紧张筹备，展览在2021年3月初已布置妥当，定于20日开幕，与新书首发式同日进行。而书稿因武汉本地印厂技术所限，迟迟未能开工。按照我们最初的设想，内页采用40克宣纸去浙江一带印刷，但时间已来不及，且处于管控期无法去浙江。眼见截止日期一天天临近，美编带着我跑遍武汉市，在还剩下不到三周的时间里终于找到精一佳印刷厂接活，不过该厂的设备只能用60克宣纸印刷。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和美编每天一下班就去印厂盯机，终于在18日抢出了200套。19日下午，我与美编把书送往先生府上。打开书后，先生爱不释手，随即给我题赠一册，并用力地加盖名章。

3月20日上午10点，冯氏捐藏馆藏品展暨《冯永轩手批梁启超王国维讲义两种》顺利在武汉博物馆举行，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大学、江汉大学、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武汉市社科院、武汉市方志办等十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及冯氏家族代表、红安县政府代表共50余人参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媒体报道，我被临时客串展览的讲解员，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新书首发式参会学者合影

活动结束后，回到家中的我睡了五个小时，打开手机后收到先生发来的一条信息，告知有学者称赞“《冯永轩手批梁启超王国维讲义两种》精美绝伦，是近年来少有的精品出版物”，疲惫之情，顿时烟消云散。

四、其他未尽的书稿

从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我的工作三次变动，多个与先生商讨选题和出版计划或受阻，或搁置，或终止。

从长白山返汉后，先生就草拟了《清末延吉边务》的大纲目录，带着我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还请任教于日本爱知大学的好友刘柏林教授等人帮忙多方搜集资料，并多次向社领导陈述此书出版的必要性及价值，“存史备案，以卫国权”。因为该选题涉及边疆、民族和外交问题，社里几次讨论仍觉敏感，加之我已离开长春，先生的身体遭逢变故，精力大不如前，无奈暂时搁下。

先生与满铁资料室工作人员合影

我回武汉稳定下来后，先生的病情也逐渐好转起来，又重新捡起此题，多次与我商量收录材料的内容和范围。我也搜集购买了相关材料，录入近三万字。由于先生病情反复，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研究写作计划，此事又告暂停。但先生已将框架定下，我可独立完成，俟诸来日得暇择机推出。

先生在病房一边打针一边修改文稿

2016年2月，《中华文化元素》已进入收尾阶段。我打算继续在传统文化方向发力，雄心勃勃地提交了《“文化中国”名家文库》的选题计划，由先生担任主编，拟选取100位国内外当代名家和中年优秀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取得重大学术贡献的代表性成果结集，每人一册，每册20万字左右，分10辑出版，对应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前四辑为20—40年代出生的学者，中间三辑为50年代出生的学者，后三辑为60年代出生的学者，以期打造成代表出版社形象和最高水平的学术经典，先行推出第一辑10册献礼出版社成立30周年。

先生在医院对此计划极力支持，与我商定了第一辑作者名单：何兆武、韦政通、章开沅、张岂之、乐黛云、李学勤、楼宇烈、陈鼓应、刘梦溪诸位先生和他共10位。3月29日，我出差来汉，经何卓恩教授向韦政通先生和章开沅先生约稿。30日，拜访先生，他拟定《文化困知录》目录后交我带回。5月10—14日，我独自前往北京，先后拜访了刘梦溪、楼宇烈、乐黛云、李学勤和何兆武5位先生，还电话向张岂之、陈鼓应两位先生约稿，除李学勤先生委婉拒绝外，其他9位先生均答应赐稿。乐黛云先生还允诺代编汤一介先生卷，如此正好凑成第一辑10册，约定12月交稿。

向何兆武、章开沅先生约文库稿

何教授不久就将韦先生的书稿寄到，还告知章先生的文稿已在整理中。至2016年11月我工作调离时，手头已有三部成稿。我走后文库无人负责，出版计划中止，新工作单位也无意于此，辗转多次后只得放弃。随身的三部成稿，先生的书稿由师弟李春龙带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韦先生的书稿交还其弟子，章先生的书稿尚留在手头编辑，今年5月出版。此后，李学勤、韦政通、章开沅、何兆武诸位先生先后离世，时过境迁，文库重头再来已无可能，只得留下职业生涯的终身遗憾。

2018年2月，我接到朱董和邹总任务，电话先生表示想约稿一部《中国文化简史》，为表示对我工作的支持，在医院治疗中的先生欣然同意，并嘱我邀请任放教授合作，将稿酬悉交任老师。2月27日，我联系拜访了任老师，他兴致很高，当场签订了出版合同。

在确定目录大纲后，任老师很快就完成了初稿。编辑部讨论后，意见不一。我遂将书稿发给先生审阅，先生看后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让我转交给任老师。年后，我把修改稿稿打印出来带给先生，并把我们的意见反馈。几天后先生联系我，让我把电子版书稿发给他修改，纸质本稿子先放他那。

先生在武汉出版社讲座

由于先生病情反复，我不忍催稿。6月30日，突接先生信息，任老师骤发恶疾，情况堪忧。7月20日，又收到一消息：“任放君病情凶险，我深忧。《中国文化简史》稿费请全寄他处。以前高教社出版《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稿费全给任君，现在他重病，更当如此。”我忙联系任老师预支部分稿酬。9月2日，我最后一次问候任老师，他回复情况正在好转，盼书稿早日出版，心中稍安。孰料9月16日接到刘文祥博士告知任老师已于今日凌晨去世的消息，便急告先生，先生当下回复：“任放君千古，痛惜之至，不能自已！”还问我预支稿酬是否支付，我告诉他8月13日任老师已告知收到稿酬。此后多次去先生府上，每提及任老师时他都感慨其英年早逝，为之惋惜哀叹不已。11月，先生将改定四章的电子稿发我，并告知身体状况欠佳，只得先做到如此，后面部分让我处理后再发给他修改。

2020年9月，《中国文化简史》入选了湖北省公益出版资金资助项目。我将此消息向先生汇报，先生敦促我加快进度，并将最新的思考和成果融入其中，目前，该书稿在编辑加工中，争取9月出版，以告慰任老师在天之灵。

除此之外，先生将著作手稿赠我保存，不时在交流中给我以选题灵感，还与我设想了其他许多出版合作计划，如《冯天瑜晚作五种》《冯天瑜演讲集》《“历史文化语义学”书系》《“张之洞与湖北”研究丛书》《张之洞传》，以及永轩公《商周史》等未刊讲义的影印出版等。来日方长，定当逐一实现。

冯氏学术源流会上与先生交流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虽未正式登堂入室，但一直视先生为恩师，先生也以私淑弟子相待，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学习上，都给予我关心和指导。我是幸运的，因为做书，在先生的帮助下，我取得了一点小成绩；也是在先生的庇护下，我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成长为编辑室部门负责人。师恩难忘，唯有在此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平安喜乐，也希望自己能尽快“还清旧债”，在出版之路行稳致远，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不负先生期望。

（武汉出版社 胡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