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点滴

——痛悼吾师冯天瑜先生

先生于2023年1月12日溘然长逝，噩耗传来，顷刻泪如雨下。下意识地翻开手机的通话记录，找到我与先生的最后一次通话记录：2022年12月12日，17:52，来电56秒钟。彼时全城疫情正海啸式蔓延，因心脏旧疾入院的先生也不幸感染，发烧引起的头痛、咽痛、身痛与心绞痛叠加，几乎痛不能寐。细心的傅师兄担心先生晚上心绞痛发作凶险，拟找一位“阳过”或“阳康”者陪护一晚，以待次日保姆交接。雷霆师弟给我打电话，我遂告知因家父已中招，我随时“准备阳”，可以去陪护先生。几经沟通，傅师兄马上安排了车来接我去医院，我正收拾妥当，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知道我要去医院，坚决不让我去。我说我在路上了，他说你马上返回，现在医院这个情况，你怎么能来呢？你们这样（安排），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再要说什么，先生也坚决打断，直说“千万不要来”，遂“生气”地挂断了电话。我再打电话过去，一直占线，直到傅师兄又跟我打来电话，说与先生沟通了半天也没能说服他，只好放弃原定计划。翌日师母在群里说先生夜晚心绞痛大发作，又伴有高烧，折腾了数小时，师母也是苦苦支撑老病之躯守护在一旁。我心酸不已，两位耄耋老人何其难也！可是先生在个人生活方面就始终是固执地坚持尽量不麻烦别人，不占用公共资源，宁愿自己忍受巨大的痛苦，哪怕当时在手机上输入文字已极其不易，他仍在群里让诸弟子“不要担心”。

接下来的一周，先生病情相对平稳——其实绝非平稳，肺部感染和心梗双重夹击下怎么可能平稳，只是先生非常之人有非常之心志，更不愿让诸弟子心忧，故而甚少提及自身病情，继续有世界杯观战之精到预测和球评。世界杯结束后，他留言“终于完成了我最后一次练智、乐心的预测。诸君看下届、下下届、下下下届……勿忘告吾关键消息”。师母说这大概是 “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了，先生又补充道：“刘老师提及的‘家祭勿忘告乃翁’，主要还不是足球信息，而是指吾邦若初成民主、自由、法治、权力受制约的正常国，诸兄弟姊妹勿忘告诉一声，让我会心一笑。”呜呼！先生毕生笔耕不辍，哲思不殆，其赤子之心昭昭，泣血之言灼灼也！

12月26日20点06分，先生在群里“已入重症二科 上呼吸机”的留言，成为最后的文字定格。

忝列冯门十七载，先生之厚学只得皮毛，先生之大德更难以望其项背，惟耳濡目染之下，孜孜前行，以求所学不负师恩，所行无愧师诲。杏坛弦歌，永生不忘。

愿先生安息！

夏晶

2023年1月14日泣悼

附收录于《中国文化史探究集—冯天瑜先生七十寿辰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的一篇旧文，以兹纪念。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记吾师冯天瑜先生

与冯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五年前。当时久慕先生才学，有心入先生门下，然非史学科班出身，心中实在忐忑，故而托日文系主任李国胜教授引荐，想不到先生电话里欣然约我翌日面谈。翌日早上十点来到先生研究室，一推开门，四壁书海中，一位平实长者端坐于电脑前忙碌，桌上堆满了各种书本笔记。先生亲切地招呼我坐下，我看得出先生工作繁忙，所以非常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坦承自己功底不扎实，信心不足。先生对我说，通外语者读史往往视野更开阔，何况我有游学日本之经历，之前在日本所受的学术训练对学习中国史必有裨益。短短数言，已是对我莫大鼓励。备考的最后几个月，常常挑灯夜战，大量书籍囫囵吞枣下来，思维反而愈发混乱，心中焦急，先生又建议我不要盲目啃书，要分门别类去理清思路。入门之后，同门师兄弟皆文史之才，我不免有点自卑，而先生不以为然，每每向别人介绍之时总是说我功底不错，虽是谬赞，但也确实给我不少信心和鼓励。

先生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博闻强记，故而学问修养，非后辈所能及。所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先生授课讲学，往往不带任何讲稿而滔滔不绝，下笔行文，洋洋万言也通常一蹴而就，实在是因为其满腹经纶，已经到了可以信手拈来、收放自如的地步。加之先生勤力，笔耕不辍，并密切关注学界新动态，对史料的价值有极其敏锐的判断力，所以总站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

先生治学，历来注重“义理、考据、辞章”的三位一体，其论著逻辑严密，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既有宏观之义理思辨，又有充分之实证实例，令人信服。先生大著《“封建”考论》，仅年余时间就推出第二版，增加篇幅120页，多为史料的进一步扩充，其在学问上注重实证的风格可见一斑。

先生讲学亦如是，不喜大话套话，多实例实证。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化史理论与方法”一课，好用他治学之经验启发我们，他早年对“辛亥革命第一枪”、对“李自成之死”等问题的考辨和研究都是运用史学多重证据法的极佳案例，故而弟子们听来津津有味，全无枯燥之感。09年9月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行“面向世界的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受邀做题为《中日汉字文化互动的回顾与前瞻》的主旨报告，嘱我将他万余字的论文概括为两千字左右并译成日文以备会议需要。我完成后交呈先生过目，先生回复说概要中无一具体实例，恐嫌空洞。我遂加入先生原文中的一二实例，才获先生认可。其后先生在会场讲演，条理清晰，例证生动，深入浅出，果然效果颇佳。

先生在学术领域涉猎广博，又名望甚高，故而邀请先生与会或讲学者甚多。先生有心血管疾病，忌劳累，弟子们也时常劝他不必应酬过多。先生固不喜应酬，但向来不辞传道授业解惑，有恳请先生讲学者，他大多会欣然应承下来，从不摆所谓大学者的架子。先生在武汉图书馆作名家讲座，面向普通市民讲张之洞督鄂之功，进而与市民畅谈今日湖北之发展前途。省外办邀请先生去给外事工作者做有关中华文化的讲座，先生也欣然前往，一下午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更有一次，武汉大学博士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任课教师左亚文教授在校园小径上偶遇先生，提及希望先生在他的课上做一次讲座，想不到先生慨然允诺，给修学该课程的全校博士生讲授了中国历史社会形态和“封建”之考，左教授后来感念不已。

先生不但学问精深，又有许多雅趣，多才多艺。先生喜好丹青，作“辛亥百年祭”瓷画，笔下历史人物形神兼备，被湖北美术学院院长徐勇民先生盛赞为“真情现史”。又有速写描摹人物之习惯，留有不少海内外学界友人的珍贵影象，后结集出版，作品中先生之描摹和学人之留言相映生辉，可谓佳话。先生多年为心脏疾患所累，喜爱的乒乓球等运动也不得不一一戒掉，但对体育运动的热情不减。先生是足球球迷，南非世界杯期间，先生看深夜直播，到次日下午仍精神抖擞地给人文学院的研究生们授课，课余闲谈起来，得知他还应长江日报之请在报纸上连载了世界杯诸球星的画像，学生们皆惊诧不已。后来翻阅该报，先生画墨果然跃然纸上，令人叹为观止。

先生德高望重，平常劳神伤力之事甚多，实有许多无可奈何。先生本人是极其珍惜时间的人，不太在日常琐事上浪费光阴，也不愿影响和占用别人的时间，不愿去麻烦别人。在这点上，先生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有次去先生家讨教问题，知道先生素不喜别人送礼，然两手空空实在不好意思，所以就在门口的水果摊买了盒装的八个苹果。即便如此，先生仍推辞不受，最后拗不过我的坚持无奈收下，“告诫”我说以后万万不要送任何东西。又有那年，先生心脏病突发入院，特嘱两位帮忙照料的师兄不要告诉其它人。我和师妹玉荣辗转得知，到人民医院看望。先生当时已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不住说我们不该来看他“浪费时间”，结果我们待不到十分钟，就连同带去的一点水果和牛奶被先生“赶”了回去。晚上先生也不让师兄们留下看护，非把大家全都“赶”了回去才心安。先生是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住院手术费用一概由学校承担，然先生深感不安，直说让学校花了太多的钱。心脏支架，在平常人看来算是大手术，可是先生一周之内就急急办理出院，回到学校没有多加休息就又投入紧张的研究和工作中。

先生为人儒雅平和，淡泊名利，于物质生活也没有太多追求，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学问中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如今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会中实属异类。莫说其睿智才学，我们这些晚辈望尘莫及，就单说先生那股只争朝夕、笔耕不辍的钻研精神，也颇让众多门下弟子汗颜。古人所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大体就是我们这些做弟子的心境。

先生古稀之年，海内外知名，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似乎无比“完满”，然先生仍孜孜不倦，奋斗于学界前沿，研究精力和活力不输壮年。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先生于学问之途，大抵是这样不断精进的心态；而我对先生人品和学问的景仰之情，也有如此句，受教愈多，感悟愈深，似乎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