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中旬，笔者有幸接受了著名科举学专家、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刘海峰的采访，访谈录全文即将在《科举学论丛》发表。

海峰教授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原来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什么后来会做科举文献整理与科举文学研究？”

我告诉他：“集中从事科举文献整理，是从2004年开始的。做这样一个选择，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先说外在的原因。1996年初，著名文化史家冯天瑜调到了武汉大学。据说武汉大学想请他做人文学院院长，文史哲合在一起的很大的一个院的院长，但冯先生不愿意，大概是怕分散精力。后来学校专门成立了一个虚体的中国文化研究院，请冯先生当院长，请著名哲学史家郭齐勇教授当副院长。我因为破格晋升教授不久，学校要培养年轻人，也附骥成了副院长。这个中国文化研究院，就是后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入选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唯一的从事古代文化综合研究的文科基地。我在这个中心一直工作到现在，先是做副主任，2016年后改任学术委员会主任。1996年之前，我较少涉足文化研究。做了文化研究院的副院长之后，最大的收获是开始留意把文史哲融合起来思考问题。再说内在的原因。做科举研究，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发展的需要外，也是我本人从事文学研究的需要。科举制度虽然不以培养文学家为其核心宗旨，但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仍足以与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影响相提并论。至少有三点是值得加以强调的：首先，科举制度下涌现出了一个新的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寒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在科举制度下大量发生的情形，为中唐以降的中国社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出身于平民家庭的诗文作者，如果我们将所有出身于平民家庭的举人、进士从作家队伍中去掉，中唐以降的诗、文、词、曲，就所剩无几了。其二，科举制度下‘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种新的观察生活的立场，这种立场，先秦的孔孟、屈宋，两汉的贾谊、刘向，六朝的谢灵运、沈约，是不大可能有的。一种立场，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察角度、新的表达方式。其三，科举制度为古代中国城市带来了一个庞大的新的文艺消费群体，正是这个消费群体，为戏曲、曲艺开拓出巨大的市场，促进了戏曲、曲艺的兴盛。在宋代，一边是程朱理学，一边是宋词；在明代，一边是阳明心学，一边是戏曲、小说。两位一体，都与这个消费群体有关。或者说，所显示的是其消费需求的不同侧面。上述三个事实提醒我们，‘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学’，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学术领域，值得予以关注。在重视作家生活环境、作品创作年代以及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于科举考试中所建立起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其对应试者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境遇以及此种境遇对个体文学活动的影响，也应受到研究者相当程度的关注。如：在同期的进士或举人中，存在着怎样的人际网络？这些人际网络对于文学创作又存在着怎样的制约？作家个人的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条件，对其创作体裁的选择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科举盛行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在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相互渗透、沟通的文化生态之内，举凡小说、戏曲、诗文之类，其作者个体的科名情形或许不尽相类，但自整体而言，其创作生活也未尝不深受科举文化的影响，其创作体裁的选择、创作活动的流变也未必不受科举成败、科场人际网络的某种制约。尽量真实、立体地还原科举时代作家的整体创作生态，尽量客观地再现科举与文学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生态过程，是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题目。归纳上面的想法，结论是，从事科举文献整理和科举文学研究，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2023年1月12日10时41分，冯天瑜先生不幸辞世。此时此刻，在冯先生带领下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真想坐下来好好写他个十天半月。写他关于轴心时代、近代转型、地域文化和中外文化互动的研究，写他关于中国文化生成生态、中华元典精神、历史文化语义学的阐发，写他的《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新语探源》《“千岁丸”上海行》《“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文明五千年》等著作，尤其想写他的刚直不阿的个性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无奈情长纸短，一时无从下笔，能拿出来的竟只有这段访谈文字。

冯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