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生与八十年代“文化热”

——从程涛平先生的来信说起

王超逸

最近收到程涛平兄的来信，引起了我的漫长的回忆。他在信中告诉我，冯天瑜先生疫情期间不幸去世了。虽然这个期间接二连三地得到不少老专家、老学者不幸离开我们的消息，但是当听到冯先生也走了的消息后，我还是感到很突然，心里很难过。他在2023年1月16日的来信说：

不敢相信冯天瑜老师突然离世！冯天瑜是武汉大学的资深教授，著作等身，是名符其实的学术泰斗。我与冯老师于一九七四年相识，时值评法批儒，毛主席最高指示，批孔，冯天瑜写的比冯友兰好，由此我通过友人引荐拜访冯老师，结下友谊。1980年代起我担任《江汉论坛》杂志的历史编辑，与经常投稿的冯老师来往密切。您在前信中还曾提到，诸学者中，我见过面的只有庞朴，那是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在北京政协礼堂给我授巜历史研究》首届优秀论文奖时见到的。1987年我完成博士论文，蒙冯老师高度评价，亲为作序，广为宣传。2010年起撰写“《楚国通史》”，冯老师提醒，人生无常，不要等到全书几百万字写完才联系出版，应该分阶段完稿即出，由此我改成《先楚史》巜春秋楚史》《战国楚史》三部，写出一部出版一部。冯老师还特意向武汉出版社书面推荐《先楚史》。《先楚史》的出版，冯老师居功伟矣。回想我的成长，每一步都与冯老师的帮助息息相关，每思及此，怎不涕零！

几天来，我一直在思考关于冯先生在其学术园地的创新、独到贡献和历史位次。

昨天，我外出刚回京，到家后，就小心地找出了冯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10年第2版）。回忆起来，还是弟在外省挂职时从那里买的。时间是2014年9月12日。您告诉我，你们交往始于1974年，这样算来，距我读到冯先生主编的“辞典”相距了40年。现在，“文化”、“国学”已经成为挂在社会各阶层人士嘴边的一句口头语，其有网络热词的性质，时尚时髦。似乎茶余饭后嘴边不说文化、国学，就不文化、不国学。

时间上溯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中期。那时，“文化热”仅仅是刚刚形成苗头，稍有兴起之势，但还没有形成气候。所谓的“文化热”还没有形成，“国学热”更没有抛出这个概念。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深入，大陆各地掀起了各类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比较方法论研究的热潮。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再估计、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与现代、中西体用的关系等时代的理论问题成为研讨的焦点。那时，冯天瑜、李泽厚、庞朴、汤一介、包遵信先生成为开启和引领这个时代思潮和不同流派的领军人物。那时，由鲁军先生首倡，梁漱溟先生领衔，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周一良、金克木、厉以宁、汤一介、庞朴诸先生领导成立了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家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时间坐标是1984年。书院的教学科研架构是中外文化比较，思维方法和治学方法是比较方法论。由鲁军、李中华请教冯友兰先生共同确定的书院宗旨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1987年，书院决定招收第一批中外文化比较理论研究班。该班学科架设是15个专业，分别以15门课程为发轫。它们是：1、中国文化概论；2、日本文化概论；3、印度文化概论；4、西方文化概论；5、文化学概论；6、马克思主义文化学；7、比较哲学；8、比较文学；9、比较美学；10、比较法学；11、比较史学；12、比较宗教学；13、比较教育学；14、比较伦理学；15、比较方法论。

作为第一期，理应有“文化学概论”（或“文化学原理”）和“中华文化史”。但是，遗憾的是，书院并没有拿出这两门基础教材。同学们都在翘首盼望着。但是，直到本届研究班毕业，同学们也没有读到！为什么？

文化学研究在大陆沉寂30多年。它和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命运一样，建国后就被扼杀取缔了。大陆教育模式受苏联教育模式的裹挟和影响，认为那是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的腐朽的东西，或者用后来的话说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后，接续深化而来的就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命题。

时代的问题意识，鲜明地抛给了这个时代的学人。

那时，若以小学功力的深浅为标志，辅以时序演化的标志，可以说分了五代人，且这五代人都纵身其中。以梁漱溟、冯友兰先生为一代，以汤一介、庞朴先生为一代，以冯天瑜先生为一代，以鲁军、李中华先生为一代，我是在第五代。

世界儒学大会于2010年、2011年，分别颁授“孔子文化奖——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于庞朴先生（1928——2015年）、汤一介先生（1927——2014年）。在主席团的评述中说，庞、汤二位是继梁漱溟、冯友兰之后，大陆深具传统文化学养的最末两位。之后就是新一代学人唱主角。这个断代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这样说来，冯天瑜先生整整代表和领军了一个学人代际。比如，同是武汉大学哲学、传统文化学教授的郭齐勇先生已自成一家，卓有建树，并且是获得“孔子文化奖——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最末一届（第八届，2017年度）的殿军。但是，他是列名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届学员，是梁老（梁漱溟先生——“最后的儒家”——中国文化书院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和汤一介先生（书院副院长）的弟子辈，也是我的同门同窗。

大陆讨论和研究文化问题，拿出鲜明观点和有时代刻度学术论文的是汤一介、庞朴、李泽厚、冯天瑜、鲁军先生。庞朴先生是当代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拓荒者。学界公认，整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庞朴先生心潮最热，声音最高，用力最猛，呼喊最持久，学术成果最坚实。现在说来，让后人不可思议。那时，作为一位深邃敏锐的史学家、文化学家的庞朴先生，他反反复复向学员，向高校，向科研机构，向社会所宣讲的就是文化学的“ABC”，讲了一个“一二三”：一个定义，两种属性，三分结构。汤一介先生反复讲的就是《“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结合——对发展中国文化的设想》，“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鲁军先生《外来文化输入史研究》，冯天瑜先生《中国古文化的“土壤分析”》（《光明日报》1986年2月17日第三版）。那时，关于文化学研究的学人个人论文集，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汤一介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庞朴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以此作为文化学原理（或称为“概论”）的代用教材，发到学生的手中。由此可见，中国大陆文化学学科建设起点之草创、起步之艰难。

回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两件大事，四大流派。两件大事是：1984年，经中央决策者拍板，中国大陆地区成立了第一家学术团队“中国文化书院”；1986年元月初，由复旦大学在上海主办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

四大文化流派是：1、中国文化书院——“传统文化派”；2、《走向未来》丛书——“科学派”；3、《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人文派”；4、京外派——“高校派”（以武大、复旦为代表）。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其中的“《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两派云流星散，不见踪迹，而“传统文化派”、“高校派”厚积薄发，郁郁勃勃。

对于这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冯先生都是积极的助推力量。上海召开的国际会议，级别极高，邀选专家和论文极严。大会共收到论文论纲45篇，其中11篇是外国学者的论著。有23位中外学者做了报告。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教授主持。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到会讲话。在此次会议上，冯先生提交了《中国古文化的特质》的论文。该文被入选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六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论文集”共分四类：文化通论、近代文化、中西文化、专题研究。冯先生的文章入选第一类“文化通论”（13篇）中，位列第五篇，是居谭其骧、蔡尚思、庞朴、刘泽华之后。

论文后来刊发《光明日报》（1986年2月17日第三版），题目改为《中国古文化的“土壤分析”》。刊载时内容做了精炼压缩。再后来，“土壤分析”一文被选入了由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首届“中外比较文化理论研究班”“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之一《中国文化概论》之《参考资料》。该“参考资料”共选了20位学人的论文，冯先生占20位中的一席。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昨天，现在看来，当初（1986年）冯先生的论文就是以“文化通论”的视角立论。

当时他就立下了旨归，摆开了阵势。该文透出了以下信息：1、埋下伏笔——定义“文化”概念——“元典”概念；2、中西比较的视野；3、“史”的自觉、“史”家眼光，“史”的规划；4、宏观与微观结合；5、“通几”与“质测”结合；6、最终形成个人学案的风格。

可以看出，他全局在胸，目贯始终，打下了伏笔，为后来构架其史论结合的文化学体系和文化史学体系奠下了坚实的基石。这应该说是冯天瑜氏理论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期。由于时间和篇幅关系，在此文中，我对冯先生的家学、师承、地望、江山之助不做探讨分析。

他的文化自觉意识是与时代的问题意识，是与社会思潮恰恰合拍的。

在上海首届国际会议的《纪要》中列出了会议讨论的七大具体问题和见解。同时，揭示了未来研究的五大问题和方向。七大问题和见解是：（一）中国文化的特征；（二）中国文化的结构；（三）中国文化的阶段；（四）中国文化中的儒学；（五）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估价；（六）中外文化交流问题；（七）中国文化世界化和世界文化中国化。未来的五大问题和方向是：（一）怎样保持和推进目前的研究势头？（二）怎样开拓文化研究的视野？（三）怎样深观文化传统的结构？（四）怎样寻求特异文化的历史模式？（五）怎样发展目标相同而风格各异的学派？

综合会议提出的十二大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学术研究本身的问题。即：知古不知今，知此不知彼，知中不知外，知专不知通，或者正好相反的现象。

一个当务之急是架构“文化学原理”和“中国文化史”。这是学术领域的巨大空白。这在当时是无法填补的空白。填补这一空白，回应时代问题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开端。冯先生开枝散叶，获得不断丰收，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初中期。后人所惊异叹服的也是他的收获期。那是到了秋天的季节，而他的萌发蓄势期则是在他的冬、春、夏三季。设若没有他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自觉，则没有后来的“冯天瑜”学案。

由冯先生领衔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是大陆新时期出版最早的一部国别文化学通史。在这之后，我陆续见到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文化史》，由敝校出版的多卷本《中华文化史》。冯先生的“文化史”与后面几部“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一是出版早，二是三人合著，有着鲜明的著者风格，独到的识见和观点；三是冯先生自立旨归，总其纲，提其要。冯先生在《序》中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冯先生治学的起点是由生物学（自然科学）进入历史学，进而进入文化学。可以说，他是位跨学科、跨专业的复合型学人。他横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生命科学四大学科体系。首先它具有“通”和“博”的特点。以人文学科为例，我们都知道，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史、哲”三大门类，各有短处，又各有长处。文史哲三个系的优缺点是：“哲学系”缺点是“空”，优点是高远；“历史系”缺点是“狭”，优点是精深；“文学系”缺点是“浅”，优点是广博（李泽厚语）。而冯先生是绝文史哲而去，从游戏规则而外，斜刺里呼啸而来。

冯先生由博到专，由专到博，出得来，进得去，融会贯通，转智成识，识见圆融。这颇与鲁迅早年的由矿物学、医学、生物学、化学而进到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为志业的文学家、文化学家、思想家的转型相类。他规避了“文、史、哲”三门学科的短项，也规避了社会科学的短项，而融会了它们的长项。这使他领衔的《中华文化史》超脱于诸专业史（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之上。

一般说，一部传世的文化通史的形成，很难说由个人在一个时间节点上来完成，要之，至少需要以下五个前提条件：

1、中国近代以来数代人的学科学术积累；

2、文化学与文化学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义的探索与梳理，形成基本共识。

3、时代的问题意识，思想解放的宽度和力度，学术研究所必要的宽松环境条件；

4、中外文化交流的视野、参照；

5、学术群体、学术流派的形成、激荡。

在由冯天瑜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化辞典》附录的《中国文化研究书目索引》中，据统计，在“中国文化通史”子目中，最早是1902年由日本学者中西牛郎著《支那文明史论》（普通学堂室）到1947年陈安仁著《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之后，在中国大陆沉寂32年。直到1978年，大陆推出由蔡尚思著《中国文化史要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1年后，冯先生等推出《中华文化史》（上下册）。

冯先生等著《中华文化史》的诞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据张梦阳先生分析，鲁迅创造的不朽典型——阿Q，也是经过中华民族思想先觉者数代的努力，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自我意识复苏，对本民族的自我精神弱点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又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下，现代小说笔法在鲁迅手中趋于成熟时才在文坛诞生的。如果没有前人数代的努力与国内外时代环境的孕育，只靠鲁迅一人的努力，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当然，鲁迅本人的特殊经历、素养与天才条件，还是起着内在的关键作用（引自张梦阳著《阿Q一百年——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第1版）。“冯天瑜”学案与“鲁迅”学案相类。

一般说，拿出一部完备的文化史有“四难”：宽广难、精准难、晓达难、会通难。只有打通“四难”的痛点，其学说和著作才能立得起来。基于此，几代学人，都是做了铺路石、接力棒、火炬手，是历史的中间物。历史在等待一个人物的登场。这个人物不说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只说他个人禀赋，他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内在特点：

1、个人的天赋异禀。

2、个人的学术兴趣、爱好、习惯。

3、个人在学术坐标中的位次。

4、个人的学术起点、基础、积累。

5、个人在学术创造域、架构系统中的段位。

6、个人创造力、创新力，在同时代中的世界位次评估。

7、当盖棺定论时，个人所可能遗留给世界的新的价值元素和价值系统。

   以上所想、所念、所述，应该是“冯学学案”中的重要命题。在此，弟只是点题，不是本文承载的任务，也不是今天我所要展开论述的。我希望后学，知今知师，厚今厚师，而不必舍近求远，舍师求圣求仙。道不远人，道在身边，圣在心中。

那么，冯天瑜——应运而生，应时而诞。

时势造英雄！——斯言诚哉！

那时，中国大陆几乎还没有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学术专著出版。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后来由敝校四大教授主编的《中华文化史》（多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老教授们只是领衔挂个名，是出于后学多人之手，质量上未尽如人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初，能读到的关于“文化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只有梁老、庞朴、汤一介、李中华、鲁军先生，美籍华人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林毓生先生，中国台湾地区钱穆、陈鼓应先生等几位学人的著作。

由此，历史性地确立了冯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上，在大陆学苑中之泰山不移之地位。

苏秉琦先生曾为考古学的任务这样界定：“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为此，必须建立史论结合的、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考古学是文化学的基础。冯先生的事功与苏先生的致学鹄的是相通的。

冯先生走了，走在了壬寅年冬末小大寒之际。他走得洒脱、从容。他不寂寞。他实现了生命的最大价值。

因为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我的案头没有冯著《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不能更多述及，我的忆述难免空疏。

我生有涯，而知无涯。说来有诸多文化理论问题困惑我多年，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内圣外王”的厘清和实证问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汤一介先生曾先后谈到这个问题。后来，汤先生又在另一篇论文中否定了自己的前述观点。之后，汤先生似乎又肯定了这个观点。我们班有的同学还书面与汤先生展开讨论。那时，我也深切关注着这个问题，但是基于我的天资、天赋和我的阅历、经验，我并没有想深想透这个问题。多年以来，一直作为一个悬疑，在我的心中绕旋。及至我研究了由冯先生领衔著的《中华文化史》，对此问题才释然。仅举一例，以见冯先生的学问和思想对我的开窍和滋养之惠。

回顾我的学术成长道路，我的不少文化思想的形成、成熟、圆融，就是吸收了冯先生的诸多珍贵识见、思想后才坚定下来，从而确定下我自己的文化观。

今天我与涛平兄交流，也是重点回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的历程和时势。冯先生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冯学学案”伴随着由冷学到热学，由隐学到显学，经由数代学人、几多流派碰撞、汇通，终于蔚成今天文化学、国学之大观。

可以说，冯先生探三代之源而究天人之际，承百代之流而察世界之变，会中外之学而成一家之言。

正如涛平兄所言：“冯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泰斗”——这是他的知人论世之论。谨缀数语，与涛平兄同洒热泪。谨撰一联：

举首南天，骐骥凌云，谨托黄鹤酹文胆。

作揖大江，君瑜天下，登高珞珈祭樱魂。

（说明：最后的挽联，是藏头诗。“骐骥”——二马～～“冯”。

凌云——“天”。“君瑜天下”：“瑜”，乃“德治”，美治。“美美与共”。）

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王超逸  敬

                          2023.1.20.初稿

2023.4.24定稿